赵超 | 式、穹窿顶墓室与覆斗形墓志——兼谈古代墓葬中象天地的思想

式、穹窿顶墓室与覆斗形墓志

——兼谈古代墓葬中象天地的思想

赵超

覆斗形墓志（或称盝顶形墓志）是中国古代墓志中（特别是北朝中晚期至宋代之间）曾经占据主要地位的一种形制。本文拟就它的形成原因及其形制的意义作一些讨论。由此涉及到对古代墓葬中随葬器物之间相互影响的看法以及对随葬品、墓葬形制与古代思想关系的看法，限于篇幅，不能多举例证。不足之处，敬请师友多所指正。

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覆斗形墓志，属于北魏中期。在此之前，墓志外形有小碑式、长方形或方形石板式以及长方形墓砖铭等，而没有类似覆斗形的墓志出现。可见覆斗形墓志定型大约就在北魏中期。由于迄今没有发现与此同时的南朝覆斗形墓志，所以只能暂时把覆斗形墓志看作是北朝的创造。它的外形，与在它出现以前存在过的各种石刻都没有相同之处，显然不是从其他石刻材料类型变化而来的。如果想追溯它形制的来源，只能到其他的墓中随葬品里去寻找。

在北魏以前的墓葬中，与覆斗形墓志的形制最为相近的陪葬器物主要有三种：温明、方盒、式。这里，温明与式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温明在中原的墓葬中还没有明确的报道，但是在江苏扬州一带的汉墓中有过多次发现，以往的发掘简报中均称之为“漆面罩”。裘锡圭先生曾引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二》认为它应该称为“秘器”，而孙机先生指出：“秘器”是汉代对皇帝棺木及赐给重臣的棺木的专称，这种“漆面罩”就是《汉书·霍光传》中所说的“温明”。据扬州市博物馆《扬州平山养殖场汉墓清理简报》介绍：在扬州发掘的数百座汉墓中出土漆面罩7例，其中扬州东风砖瓦厂M3出土过一件彩绘面罩。以平山养殖场在1983年清理的汉墓为例，这批汉墓一共有4座，在M1与M4中都出土了温明（漆面罩），M4中出土的一件已经残朽，长0.66、宽0.42、高0.35米，上面没有镶嵌铜镜。而M1中出土的一件温明保存得十分完整，它罩在死者头部，呈四方盝顶式，后立板中部有一长方形气孔，两侧下部各有一个马蹄形气孔，木胎涂漆，素面无纹。在罩内盝顶的中央嵌有一面铜镜，直径9厘米，两侧内部也各有一面铜镜，直径7.8厘米，铜镜均为四乳蟠螭纹。温明长0.58、宽0.36、高0.277米。以后，在江苏邗江姚庄101号汉墓等处，又出土过类似的温明，形制基本相同。姚庄101号汉墓中的温明具有精彩的漆绘，包括菱形纹、禽兽纹、云气纹与羽人等。除了在内部嵌有铜镜以外，还在外面装饰了鎏金的铜柿蒂纹饰、铜乳钉与铜铺首等。

《汉书·霍光传》中记载“霍光葬，赐东园温明”，说明温明可以给男性使用。扬州平山养殖场M4的墓主也是男性。但是在扬州一带发现的温明，有些却是用于夫妇合葬墓中的女性棺内，如扬州平山养殖场M1与邗江姚庄101号汉墓，这一点可以从棺中随葬的女用器物及尸骨中得到证明。而同墓的男性棺中却没有使用温明。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还不能给予确切的解释。由此产生的：使用温明出于什么目的？温明又来源于什么习俗?在使用上有什么特殊规矩或特殊意义等诸多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而且现在温明的材料仅见于扬州等南方地区，中原是否普遍使用还是无法说明的问题。有鉴于此，虽然温明的形制与覆斗形墓志颇为近似，而且又具有驱邪的意义，但是我们暂时不贸然将它与覆斗形墓志形制的形成原因联系起来，留待以后新材料的发现。

这样，在北魏以前的随葬品中，对于墓志形制及其含义影响最显著的就是“式”了。

《老子·道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模仿天地四方，将天地四方的宇宙概念引人到人类的一切活动中来，是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在汉代得到广泛普及的一种社会观念。《汉书·礼乐志二》中便很好地表现了这种思想。其中说：“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也。”“象天地”的思想意识，在古代的礼制中占有根本的指导地位。《汉书·礼乐志二》中记载的汉代郊祀歌中“惟泰元”一首就勾画出了当时人们的宇宙时空观念：“惟泰元尊，媪神蕃厘，经纬天地，作成四时。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阴阳五行，周而复始。云风雷电，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绪。继统共勤，顺皇之德，鸾路龙鳞，罔不肸饰，嘉笾列陈，庶几宴享，天除凶灾，烈腾八荒。钟鼓竽笙，云舞翔翔，招摇灵旗，九夷宾将。”这里，天地四时、日月星辰、阴阳五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宇宙时空模型。这应该就是当时人们思想中在“盖天说”指导下形成的宇宙认识。

象天地的意识渗透到汉代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中来，在丧葬礼仪中更是如此。现在人们研究汉代墓葬制度时，特别注意汉代画像石墓中大量画像石的内涵。而且从墓葬中全部画像石的分布情况去探讨，可以看出汉代人们在建筑画像石墓时，是有意识地将它看作一个完整的宇宙模型来布置。墓顶部表示天穹。星图、四象、天神、仙人以及佛教的佛像、白象等分布在墓顶。墓室四壁表示地面上的人间。宴乐图、出行图、历史故事、庄园、农耕渔猎等装饰其间（赵超）。这不正是“鸾路龙鳞。罔不肸饰”，“嘉笾列陈，庶几宴享”，“钟鼓竽笙，云舞翔翔”吗?

不只是在画像石墓与壁画墓中，就是在木椁墓的棺饰与石棺上，也体现出同样的思想意识。四象、云气、羽人、日、月等纹饰是棺上常见的装饰，这种装饰与画像石、壁画如出一辙。如果追溯这种作法的源头，至少可以上寻到春秋战国时期，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漆棺盖上图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又如江苏仪征烟袋山西汉墓中女子木棺的棺盖内部用鎏金小铜泡嵌出北斗七星图，北燕冯素弗夫妇墓中的漆棺上绘出羽人、云气等。

式（式盘）这种古代重要的占卜工具，实际上也是古人宇宙模型的一种体现。从现存的出土古代式的实物来看，例如以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M1出土的漆木式为例，它一般由上、下两盘组成，上盘为圆形，象征天，下盘为方形，象征地。李零同志曾经总结了出土与传世的8件古代式的形制，指出：六壬式的天盘一般都是以北斗居于天盘中心，四周环列：（1）十二月或十二神，（2）干支，（3）二十八宿。地盘自内向外分作三层，各层排列的情况是：（1）天干（2）地支，（3）二十八宿。实际上，为了占式的方便，天盘与地盘的神名是对应的，占时以天盘为主。地盘上的十二神主要起着表示方向的作用，与四象的作用相同。

式在古代曾经作为陪葬品埋入墓中，虽然由于它是漆木制品而不易保存下来，但是在近年的汉代墓葬考古发掘中已经有多次出土。如上述安徽阜阳双古堆M1出土的漆木式2件，该墓墓主被判断为西汉初年的汝阴侯夏侯灶。又如1972年甘肃武威磨嘴子M62出土的一件西汉末年的漆木式。这些发现似乎可以说明，在古代，在墓葬中随葬式是一种曾经存在的文化现象。其随葬的目的应该有方术、宗教上的作用。

式分作上下两部分的结构与覆斗形墓志是相似的，但是天盘作圆形，又有所不同。实际上，应该考虑到墓志形成覆斗这种形状是出于制作上的便利。圆拱形、拱券形、人字坡形、覆斗形、穹窿形等在古代建筑中使用过的顶部建筑形式，同样都是可以表示出天穹的含义来的。覆斗形墓志与西汉时期以来的墓室建筑形式正可以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在“象天地”这一点上，式、穹顶（拱顶）墓室与墓志是一脉相承的。

根据现有考古材料，券顶、覆斗形顶以及穹窿顶砖室墓出现于西汉中晚期，首先产生于洛阳、长安等统治中心，以后逐渐向四方传播。在洛阳涧西周山发掘的西汉早期空心砖墓及土洞墓仍然是平顶，与战国时期的土洞墓相似。然而，就经常作为中原汉墓分期标尺的洛阳烧沟汉墓群来说，在其第一、二期（相当于西汉中期）的墓葬中，已经开始出现小砖券墓或者仿照这种小砖券墓的弧顶土洞墓。而在烧沟第三期前期（相当于西汉晚期）的墓葬中，小砖券墓与弧顶土洞墓则十分盛行了。这时出现了模仿券顶筑成梯形墓室顶的空心砖墓。后来，又出现了前室为穹窿顶，后室为券顶的小型砖墓以及仿照这种建筑结构的土圹墓。这种变化应该意味着在墓室建筑中模仿天地结构的思想逐渐产生与完善。在具有壁画的西汉砖室墓中，我们可以看到利用壁画表现出的将墓室的梯形斜坡顶（与覆斗形相近）作为天穹来看待的现象。例如作为当时这类墓葬典型例证的洛阳烧沟M61西汉壁画墓与洛阳西汉卜千秋墓。

洛阳烧沟M61是一座用空心砖与小砖混合筑成的多室墓。其主室用空心砖筑成。顶部两侧为斜坡，中央为平顶。在平顶上，彩绘了包括日、月、星、云图等天象的壁画共12幅。两侧的斜坡上绘制了白虎、龙、凤、熊以及傩戏等图案。在隔墙的三角砖上绘制了鹿、玉璧、熊、狼、天马、猿、羽人等形象。这些形象图案在大量的汉代壁画墓与画像石墓中都是用来表现天穹与天神境界的。我们从《楚辞·离骚》与《九歌》以及汉代王逸《鲁灵光殿赋》等文学记述中也能够看到这一点。卜千秋墓的形制与M61近似，主室的墓顶及墓门内上额处绘制了人首鸟身像、彩云、女娲、月亮、仙人（一般称为羽人）、双龙、枭羊、朱雀、白虎、仙女等等。同样是把墓顶处理为天穹。有人将卜千秋墓的壁画全部展开后，认为它的形状及内容都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非衣”相似（陈少丰、宫大中）。即使是对照“非衣”来看，它的上部也是在表现天界的景象。因此，在汉代墓葬中，至少在砖室墓中，由墓顶代表天穹的意义是可以加以确定的。那么墓室的四壁应该代表人们生活的世间环境，墓底则是地面了。这样，与式一样，一座小小的砖室墓就体现了产生于阴阳五行理论基础上的宇宙模型的一种模式。这种概念的表现方法应该在古代葬俗中一直延续下来。

在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中，揭示过十分重要的一个社会现象，这就是：西汉中期以后（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思想成为社会思想中的主流。儒家礼仪制度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京房易学盛行，阴阳五行灾异思想的影响日益加深。这一切都是在汉宣帝、成帝时期定型的，而且在以后的西汉末年风行全国，成为统治社会思想的系统经学神学（金春峰）。它使得阴阳五行思想在西汉以后成为社会流行的思想。理论体系。用阴阳五行解释的宇宙现象构成了人们宇宙观的基础。它与古代相传的神话结合起来，便形成了人们对宇宙自然的认识。也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汉代壁画墓与画像石墓。券顶、穹窿顶等具有象征天地意义的墓葬形式之所以恰恰在这一时期出现，与这种流行思想也不无关系。东汉时期，阴阳五行思想、经学神学与谶纬思想极度盛行，并形成了道教宗教体系，使阴阳数术之说渗透到整个社会，丧葬礼仪自不例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象征天地四方的穹窿顶（以及券顶、圆拱顶、人字坡顶、覆斗顶等）墓室在东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以下历史时期内都曾经在墓葬建筑中占有相当数量，是上中层社会主要使用的墓葬建筑形式（关于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概况，可参见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徐殿魁《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

我们在这里仅引一个例证具体说明一下。甘肃酒泉丁家闸M5是一座十六国时期的砖室墓。其前室为覆斗形顶，从上向下分为五层绘制壁画。最上面的图案是龙首、庆云、日、东王公、月、西王母以及九尾狐、三足乌、神马、神兽、白鹿、羽人等等，墓顶中心是复瓣莲花藻井。这一切正是在表现天穹的境界，而且明显地继承了汉代的思想传统。覆斗形墓志在北朝时的定型，应该也是这个思想观念延续的结果。

覆斗形墓志的整体，恰似一件放大了的式，又像一个缩小了的穹窿顶墓室。它的志盖，从形状与纹饰上来看，其设计思想正是用它象征天穹，与式的天盘、穹窿顶墓室的顶部意义相同。在北魏一些墓志盖的纹饰上，就可以明确地反映出这一点。如正光三年（522年）十月二十五日冯邕妻元氏墓志，志盖中央刻一朵莲花，莲花的周围缠绕一条蟠龙，衬有云气纹，四角上刻四个兽足鹰爪，形象怪异的神物，分别注明为：晗螭、拓仰、攫天、拓远。它的志侧也刻了十四个类似的神物。它的四杀上每一面的中央有大朵花卉，两侧各有两头野兽奔驰。志盖的侧面刻有连续的变形忍冬纹（一说为云纹）（赵万里）。又如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十月十八日侯刚墓志，志盖上志名四周用线划分成八部分。四角为四个正方形，减地刻云纹，上面安装了四个铁环。四边为四个长方形。各刻一组飞腾的神怪。北魏永安二年（529年）四月三日笱景墓志，志盖中央刻志名，志名外侧制成斜坡形的四杀，四角安有铁环，四杀上衬有云纹，刻着神怪、异兽、千秋万岁、莲花、火焰祭坛等图案。永安一年（529年）十一月七日尔朱袭墓志，志名的四周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四象上还乘坐着仙人，背景衬有云气、树木等纹样。仅存志盖的魏故司徒范阳王墓志，出土于洛阳张兰村，雕刻得十分细致优美。它的四杀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减地刻变形云纹，下层减地刻莲花、怪面、神鸟神兽等图案。这些纹饰图案正与我们在上面介绍的汉代壁画墓，画像石墓中常见的神兽、仙人、四象等纹饰一样，是用来表现天界的代表图案。

而覆斗形墓志的志身则与“式”的地盘相应，其方形自不待言，四周常用来装饰的十二辰（十二生肖），即地支，用以表现大地四方。

在这里，我们想就冯邕妻元氏墓志纹饰为代表的北魏晚期墓志纹饰中的神物形象深入讨论一下。

冯邕妻元氏墓志盖及志侧上有十八位神物，在神物旁边的题榜上，刻写了它们的名称：晗螭、拓仰、攫天、拓远、乌获、礔电、玃撮、挠撮、掣电、懽憘、寿福、迥光、捔远、长舌、挟石、发走、获天、啮石。这些神名，除“长舌”见于《山海经》，“乌获”见于《淮南子》等外，其他的在现有的古代宗教文献中都没有见到过，成了一个神秘的谜，至今没有明确的解释。

关百益先生在他的《河南金石志图正编》第一集中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花边上神兽魏中屡见而不知其由来，今一一注其名称，有裨考古不尠。”而后，赵万里先生在其《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中推测：“不知何所取义，殆亦形家压胜之术耳”。有的国外学者把它们定为雷神与风神（（美）卜苏珊）。王子云先生则说这类神像是“守护坟墓，驱逐魔鬼的方相神”。这种说法与实物并不相符，方相的形象是“蒙熊皮，黄金四目”，汉代以来又有两目的魌头，与这些神像的形象不同。近来姜伯勤先生又在段文杰、长广敏雄、林巳奈夫等人意见的基础上，认为“把有翼兽头人身像推定为天神的看法，应该是正确的”。“冯邕妻元氏墓志中所出神像，应该是鲜卑拓拔人中流行过的象征雷电山川的天神像”。

类似神像还曾在敦煌莫高窟285窟顶部四披的壁画中、河南巩县石窟的雕刻中、洛阳上窑村东出土的北魏石棺纹饰中等处见到。看来它们是在北朝时比较流行的图案装饰纹样。

近年，施安昌同志在《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纹饰考》一文中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他认为这些神是拜火教尊崇的天神形象。身披火焰的诸神是拜火教诸多神祇中的成员。他们是鲜卑和汉人心目中的胡天火神。这种说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遗憾的是尚缺少直接的有力证据。

施安昌同志在其论文中总结了北魏墓志中具有拜火教艺术表现的六个例子，除冯邕妻元氏墓志以外，还有正光五年（524年）二月三日元谧墓志、正光五年（524年）三月十一日元昭墓志、孝昌二年（526年）十月十八日侯刚墓志、永安二年（529年）四月三日笱景墓志等。施安昌介绍：元谧墓志盖的中央也是一朵莲花，周围有两条龙围绕，上方是一飞天，下方是一只神兽，双翼鸟尾，口衔三叶草。四角各有一朵莲花。四杀刻卷草纹，中央刻有一个兽面。元昭墓志盖，中央是二龙戏珠，左、右、下方各有一个神像，上方有两鸡对峙，四角各有一朵花。元义墓志盖，中央是莲花，周围有二龙，四角各有一朵莲花。四杀和志盖侧面刻有火焰、云气图案。志座四侧每侧刻有四位神像，共16位。侯刚墓志盖的中央为志名，四周各有一个神像，四角装饰有莲花，外缘刻兽纹。笱景墓志盖的中央为篆字志名;右边有两个神，中间绘浮云托日;左方有两个神，中间是茂密丛林;上方有二飞天，一个捧莲花，一个捧树叶，中间是荷花荷叶;下方左为牛，右为羊，有翼和尾羽；中央绘花卉，花中升起火焰，火焰中有一个方形祭坛。他认为，这些志盖都是在表现拜火教的神祇崇拜内容。

以上叙述中有些判断不是很精确，以至影响到对其含义的判断。例如笱景墓志盖上被称作飞天的神像，实际上应该是中国古代的“千秋”“万岁”人面神鸟。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卷三中就记录道：“千岁之鸟，万岁之禽，皆人面而鸟身，寿亦如其名。”王去非先生早就把隋墓中出土的这种人面鸟判定为“千秋”、“万岁”。在南北朝时期墓葬出土的遗物中，多次发现这种人面鸟。如1957年在河南邓县发现的一件“千秋万岁”画像砖；宁夏固原北魏墓出土一件漆棺，上面有三个人面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大墓的墓道中，有男女人面鸟的壁画；磁县等地还收集到人面鸟的画像砖等。再早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洛阳29工区出土的西汉陶壶上已经绘有人面鸟。而后，洛阳金谷园新莽墓中壁画上的“东方句芒图”也把句芒画成人面鸟的形象（参见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 北魏墓漆棺画》；朱岩石《“千秋万岁”图象源流浅识》）。由此可见，这些人面鸟的形象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神话形象，与拜火教并没有关系。

再例如被施文认为是牛、羊、鹿等的有翼神兽，其原形应该是由西亚艺术传来的翼兽，与此相近同的怪兽形象曾出现在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素地六曲平底异兽纹银盘上以及在中亚地区出土的被确认为萨珊波斯器物的金银器上（Lukonin《PersiaⅡ》）。这种怪兽曾经被国外学者解释为古代伊朗神话中的龙——孔雀（Dragon-peacock）。萨珊波斯盛行拜火教，从这种渊源来看，它可能与拜火教的文化背景相同。但是孙机先生对此曾加以研究，引用中国先秦、秦汉等时期的有翼神物材料，指出这是中国古代称作“飞廉”的神兽，是地道的中华文化产物，那么就与拜火教没有直接的联系。可见这些神兽与拜火教有没有关系也是尚待深入考证的问题。又比如冯邕妻元氏墓志盖上被认为是火焰的底纹，实际上应该是云纹。该墓志纹饰中神像身上披着的倒应该说是火焰纹，其尖端向上，火舌细长，与上方圆弧状的云纹区别很明显。至于神像的名称，上文已经指出，没有确切的文献证据说明它们是拜火教崇拜的神祇。由此可见，这些纹饰中能够用来说明拜火教影响的材料并不够多。

但是，我们仍觉得在北魏墓志纹饰中反映出拜火教影响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明显的例证应该是笱景墓志盖上的火焰祭坛。这是在佛教与中国传统宗教中都没有的宗教图饰。北魏时期，拜火教在中原具有一定的影响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实。利用来自西亚的神兽形象也可能隐含着来自西亚的拜火教文化渊源。只是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来证明这些神物的名称属于拜火教。

在中国古代各种宗教的艺术形象中，常常存在各种宗教文化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如中国神话中的东王公、西王母在敦煌石窟内的北朝壁画中大量出现等。当时之所以这样做，除了使外来宗教便于被中原人士接受以外，主要是借用这些形象代表的概念来表达本宗教的体系。也许还有画工习惯绘制传统的图样，对于外来的艺术形象不熟悉等因素。拜火教传入中原后，同样会采用类似做法，在有些地方可能借用了先于拜火教传入中原，并且已经广泛流传的佛教的艺术纹饰和神像。所以，对于上述墓志纹饰中的莲花图案，我们尚无法区分它们是来自佛教还是拜火教。实际上，我们更倾向于它来自佛教。在遍及中原的石窟寺中，莲花的图案比比皆是。如洛阳龙门石窟中建于北朝的莲花洞等处，在窟顶都雕刻了硕大的莲花图案。敦煌莫高窟中北朝与隋朝的洞窟中，也有很多在窟顶的藻井中绘制了莲花图案。其画法正与这些墓志上的莲花相同。其表现出的含义应该是相同的。从上述酒泉丁家闸M5墓顶的莲花藻井中，也可以看出同样的用莲花表现天顶的作法。

由此我们可以又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从冯邕妻元氏墓志盖等纹饰的安排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墓志的覆斗盖具有十分明显的象征意义，它和砖室墓的穹顶、石窟寺的窟顶一样，象征着宇宙中的天穹，中央是莲花，象征天堂，四周是天神护卫。天穹，中国传统宗教思想中认为它是上帝天神所在的地方，所以，以前用四象、日月、神龙、仙人等来装饰它，表示天穹中的神奇与阴阳、四方。佛教传入后，又用莲花代表佛祖所在的极乐天堂，象征天穹的所在。有关这一点，日本学者林巳奈夫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的莲花图案象征着闪光的天体，也就是象征着最高的神灵——上帝。如果墓志盖的纹饰中确实存在鲜卑人宗教中的天神形象，或者有属于拜火教的天神与神兽形象，那么，它同样也是用来表现天穹的所在，与墓志志身象征的地一起构成一个缩小了的宇宙模型。就像汉代习用的式盘一样。这里，佛教、拜火教或者鲜卑宗教以及其他外来形式都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宗教思想与宇宙概念之中。墓志本身所拥有的丰富内涵在这里也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覆斗形墓志的外形及其含义来源于式，在制作上仿照式的结构，在隋唐时期的墓志中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明。即在志盖上刻画了八卦符号。例如出土于洛阳的隋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十日马穉及妻墓志，在它的志盖刻名四周刻了八卦符号，四杀上依次刻写了天干地支的名称。志侧刻写了“天帝告冢中王气五方诸神赵子都等马老生善人”等字样。让我们注意一下志盖上八卦的刻法（图一）。它是在四角各刻一个卦象，正对着墓志四杀形成的四条棱线。墓志四边的中央各刻一个卦象。其位置正是四维八方。卦象顺序从墓志右下角的位置开始，为乾卦，接下来顺时针顺序依次为：坎、艮、震、巽、离、坤、兑。这正是后天八卦的卦图。与此相同的还有一件唐咸通九年（868年）十二月七日李公政墓志盖，四角的卦象正刻在四杀形成的棱线上。在马穉墓志盖上八卦外围刻写的天干地支，自下方中央的子开始，顺时针依次为：癸、丑、寅、甲、卯、乙、辰、巳、丙、午、丁、未、申、庚、酉、辛、戌、亥。这种八卦的排列与相对的天干地支配合情况，与现在保存下来的两件刻有八卦与干支的古代式完全一致。八卦与式盘的关系极为密切。限于篇幅，就不在此详细讨论了。

图一 隋马穉墓志盖

这两件式之一是1925年在朝鲜乐浪遗址王旴墓出土的漆木式，其年代大约在东汉明帝末年或者章帝前后（约75～88年）；另一件是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六朝晚期铜式。现将六朝铜式示意图附上（图二），读者对照可一目了然。墓志形制与式的关系也就不言自明了。

图二 上海博物馆藏六朝铜式

如果说马穉墓志盖与这两件式有不同之处，那么就是在四角标志的四门名称不尽一致。式称为：天门、鬼门、地门、人门（顺时针），而墓志盖则是：天、山、风、地。实际上，这只是个别称呼不同，而所要表现的四门、八卦以及干支系统则是完全一致的。

由以上例证中，还可以看到，墓志仿效“式”的形制，还出于墓中解除，即驱邪避鬼的目的。这也是与中国传统的宗教意识与方术密不可分的。这里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河南省扶沟县出土的唐赵洪达墓志。它没有分开为志盖与志身，而是制成一件覆斗形的整体，中央刻铭文，四周双勾篆文，每一边四字，上边为：“上宫辟非”，下边为：“宫□延□”，右边为：“青龙□志”，左边为：“虎啸□□”。在篆文外侧，还刻有四神的图案。虽然篆字残损，但是它具有解除的意义已经是很明显了。

解除，在出土的汉代镇墓铅券中又写作解适，如：“谨以铅人金玉，为死者解适，生人除罪过。”（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吴荣曾先生认为：解适，即解谪。《汉书·陈胜传》“适戍之众”颜注：“适读为谪，谓罪罚而行也。这就是为死者解除触犯地界的罪过。汉代学者张衡在《论衡·解除篇》中提及当时流行的解除习俗，云：“世信祭祀，谓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谓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礼，先设祭祀。……已，驱以刃杖。”“解除之法，缘古逐疫之礼也，昔颛顼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为虐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故岁终事毕，驱逐疫鬼，因以送陈、迎新、内吉也。世相仿效，故有解除。”这些记载，已经把汉代的解除习俗说得很清楚了。秦汉时期，民间普遍相信鬼神，认为灾祸病患、忧愁苦闷都是由于鬼怪作祟。这一点在出土的秦简《日书》中反映得十分清楚，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有“诘咎，鬼害民罔行，为民不羊（祥）”的说法以及刺鬼、丘鬼等71种鬼怪妖祥，并详述驱逐鬼怪解除灾祸的方术。从而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解除方术。在葬俗中，汉代人认为修筑坟墓会得罪土神，兼以认为人死后会归于地下的世界，由地下的鬼神统治。如《礼记·祭法》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者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礼记·祭义》云：“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所以，在建墓时往往要进行解除，驱逐恶鬼，消灾解难。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用镇墓铅券、镇墓陶瓶置于墓中，借助上面的文字、道符与铅、白石等人们认为有驱鬼法力的物质来达到解除目的，是一种常见的方法。而标志天地神祇的“式”作为方术的重要工具，也应该在墓葬中具有解除的神力。

汉代民间的鬼神迷信思想是非常普谝的，它的源头原始多神宗教可以上溯到秦代乃至遥远的远古时期。从《史记·封禅书》等文献记载与现代出土的秦汉简牍《日书》等材料中都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社会面貌。作为这种宗教形态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解除。便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与丧葬礼仪中的常用方术，在后来的道教法术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如北周时的佛教徒释道安在攻击道士时，指出他们沿袭东汉张鲁等人的方术，列出“三张鬼法”十一事。其一就是“左道余气，墓门解除”（《广弘明集》卷八）。可见解除方术在道教中一直应用下来。上述马穉墓志盖中铭文表现的便是其方术孑遗。它也说明在墓志这种器物上附入了墓中解除的意义。这种意义在其他墓志上可能通过其形制与纹饰来表现。

墓葬中体现出的这种由阴阳五行思想、鬼神崇拜与“盖天说”理论综合成的宗教方术体系，体现着“象天地”的古老思想传统，虽然由于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加入新的内容，使之日益繁杂，面貌更新。如在唐宋以来，地理堪舆之学流行，就在葬俗中加入了有关内容。但是它的根本思想所在并没有改变，深入透析便可以寻找出来。例如《永乐大典》中收集的可能成书于金元时期的地理葬书——《大汉原陵秘葬经》中，记载天子、亲王、公侯卿相及大夫以下至庶人墓葬中的各种明器以及其放置位置，从中也可以看出“象天地”的指导思想。如：“天子山陵用盟器神煞法：十二天官将相，本形，长三尺三寸，合三十三天也。十二元辰，本相，长三尺，合三才，按于十二方位上。五方五呼相将，各著五方衣，长三尺五寸，安五方。二十八宿，本形，长三尺一寸，合三才二仪也。”三才，即天、地、人。可见这里在明器的安放上体现表现天地的思想，而且不仅在具体安放位置上体现这种思想，在尺寸上也通过数字的含义来表现这一点。这是在河图洛书的传统基础上将阴阳思想数字化的延续。这种作法也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左右丧葬礼仪。例如在四川平武明代王玺家族墓中出土的石买地券上刻画了先天八卦图形，在墓石诏书上刻画了洛书的图形等。它们与上述自秦汉以来始终存在于丧葬习俗中的象天地、法阴阳思想是一脉贯通的。

徐苹芳先生曾指出：“古代墓葬中的随葬明器，很显然地是有两套意义不同的明器：一套是专为死人而设置的迷信压胜之物；另一种是反映死者生前生活情况的奴仆、用具模型或其他器物。如何区别这两种明器，并进一步了解其不同意义，对我们研究古代的葬俗及其反映的社会情况是很有帮助的。”确实，通过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看到，随葬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具有驱邪避祸、除鬼压胜意义的，甚至有些是以前从没有注意到它们具有这种意义的器物。例如随葬的书籍。上面提到的秦代墓葬中随葬《日书》自不必言，降至唐代，还有唐垂拱元年（685年）四月二十二日薛褒墓志记载：“以高宗敕书一轴、忠臣孝子传两卷、周易一部、明镜一匣送终焉。”这里明镜明显是用于驱鬼的，上有汉代温明的例证，下有唐代传奇小说中有关明镜避鬼的传说，此不赘述。周易可以与式和八卦图象等同。至于孝子传，孙机先生曾指出古人认为它也有驱邪的功能。进一步来看，不仅在随葬品中，就是在墓葬建筑上。也会出于当时社会流行的数术思想而决定其形式、内容、数量等具体因素。一些专门的墓中丧葬用品，如墓志、墓室壁画、石棺、经幢等，也都是在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下出现的。因此，这些随葬品与墓葬形制的变化，就不仅仅是考古学分型分式、断代分期的依据，它还具有反映当时社会思想及社会状况变化的深刻意义。反过来说，历史时期中明显的思想变更与社会动荡，也一定会在墓葬的各个组成因素中充分表现出来。将墓葬中的各种文化因素予以综合性的深入研究，从而加深对古代丧葬制度及由此反映出的古代思想的认识。这一课题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最后附带提到一种特殊的墓志形制——龟形的墓志。

比较著名的龟形墓志有两件一件是北魏延昌二年（513年）二月二十九日元显㑺墓志，它由青灰色的水成岩精雕而成，是一个完整的龟形，下面有方形座，通高0.35、长0.75、宽0.565米。龟背甲与龟腹（包括头、四肢）可以分开，龟背甲是墓志盖，中央刻有墓志名称。龟腹上面磨平，形成方形，刻写铭文。这件墓志现在保存在南京博物院。另一件是近年在西安出土的唐贞观五年（631年）十二月十一日李寿墓志。它也是一个完整的龟形，形制更加巨大，长1.66、宽0.96、高 0.64米。雕刻得也十分精致逼真，现存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以往解释龟形墓志，大多把它与龟所象征的长寿或碑石的趺座等联系起来。如认为，“人们把墓志制成以长寿著称的龟形，似在乞求其永年，实则正是痛悼其短寿。（《国宝大观》）而实际上，其中可能蕴涵着更深刻的含义。龟形在这里的意义，仍然是与式和覆斗形墓志一样，在象征着天地宇宙，从而起到驱鬼避邪、保佑平安的作用。

龟与中国古代的占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龟在古人的意识中是具有通灵特性的。产生过“龟灵崇拜”，这一点已经被仰韶、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墓地随葬龟甲情况及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龟甲情况所证明。而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中出土的玉龟，更是重要的证据。它不但把“龟灵崇拜”的时间提前，范围扩大，而且向我们揭示了“龟”与“式”的关系。

1987年，凌家滩遗址下层M4中出土了一件玉龟。它由一副背、腹甲组成，有穿孔可以缀联。出土时中间还夹有一片刻有类似式上纹饰的玉片。

对1987年出土的凌家滩玉龟，李零同志提出：“我们怀疑，它可能与式法有一定联系。《初学记》卷三〇、《太平御览》卷九三一引《雒书》说‘灵龟者，玄文五色，神灵之精也。上隆法天，下平法地，能见存亡。明于吉凶’（《艺文类聚》卷九九引《孙氏瑞图》、《初学记》卷三〇引《礼统》有类似说法），释其骨象如式。《龟策列传》和后世卜书也多以天文、地理附会龟图，甚至以背甲之纹为五行八宫，腹甲之文为十二时。这些都暗示我们，洛水神龟负文于背的传说，可能是来自龟形、龟纹对‘式’的模仿。”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而“上隆法天，下平法地”的说法，正表现着从龟、式、穹窿顶到覆斗形墓志一脉相通的古代思想底蕴。

由此我们认为，龟形墓志并不是简单地表现龟的长寿或坚固等意义，而是用墓志的外形反映古代宇宙概念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是由于造价昂贵，或者对其古义不大明了，采用的人士较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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