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李水城教授谈文明

李水城，现任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盐业考古、环境考古等方面研究。著有《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西风东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正业居学——李水城考古文化论集》、《中国盐业考古》等。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掘下第一铲的百年后，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仍在继续。
一些考古学家坚持二里头遗址代表的夏王朝才算得上是中国文明的开端，一些学者认为距今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已经迈进古国时代的文明门槛，越来越多的人则把中国文明的起源上推到了以良渚为代表的距今5000年左右。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文明可以追溯到距今约8000年甚至更早。
某种程度上，差异源于对“文明”等概念的理解不同。
当我们说起中国文明起源时，我们在说什么？

什么是文明？

《瞭望》：在您看来，什么是文明？

李水城：我认为城市、冶金、文字，实际上是真正意义的国家的标准。文明起源跟形成真正的国家还是两个层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讲文明起源，是否可以把过程拉得（比国家出现）更早一点。这里讲的文明，是前国家阶段。

我认为严格地说，良渚、双槐树、南佐、牛河梁等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还处在向国家迈进的曙光阶段，可以叫古国或早期文明。中国的第一个国家是夏代，夏之前有个万国林立的阶段，这些古国是万国中的某一个，犹如我的老师严文明所言，这些文明花瓣的精华最终被吸纳到华夏文明这个花蕊周边，形成了统一的国家。

早期文明都有突出的考古发现，我认为文明的重要一条要素就是已经发展到有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的能力，这需要有调动整个社会资源的机器，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组织能力、权力机构，是无法实施的。

我关注中国文明的起源，但我更倾向于用社会复杂化的概念来表述。无论是文明起源还是社会复杂化，都是动态的、发展的，水到而渠成，文明之水，既有标准，也有区域特色，不能简单地一刀切。

文明有标准吗？

《瞭望》：文明有标准吗？或者说能够找到标准来判定吗？

李水城：文明肯定有标准。而文字又在文明当中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如果将中国文明拉到三要素的语境下，直到商王朝，文明的三要素才完备。可这成了夏鼐先生所说的，中国文明有点像是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长着白胡子。所以，中国文明必须要向前追索。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秦统一之前的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早已复杂化了。实际上，我们讨论的文明分不同的层次，这里谈的文明是商代以前的早期文明。这个时期，世界各个地区的文明发生和发展历程都不一样，占有的物质资源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这就会形成不同特色的区域文明。古代中国的文明化进程中的特质是玉器、漆器、陶器等，西方则有青铜、黄金等。考古有一个特点，我们看到的、研究的东西都是物质遗存，那些非物质的东西，比如政治架构、组织结构、生产管理机构，一般是看不到的，只能通过它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加以推测。从文明的整体演进过程来讲，其背后应该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推动，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社会阶层的分化，统治阶层的建立，权力的产生，包括跟宗教的结合，最后到达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层面。

判断早期文明的标准是什么？

《瞭望》：您所认可的进入早期文明阶段的标准或标志是什么？

李水城：我认为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玉器、金属、城市、文字都是判断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准。玉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层级的分化，也是等级制的体现。中国人一直把玉看成非常高雅、贵气、带有威权性的物品，玉有五德，也因此被赋予了玄秘的色彩。我们早在红山和良渚阶段就发展出非常发达的玉文化。玉器制造的背后是非常复杂的产业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玉的开采、制作难度并不亚于青铜，甚至可以和青铜摆在同等位置。我认为东方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以玉为代表的文明要素，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文化特质。玉器与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和文明密切相关，玉与神、巫三位一体，伴随着玉器的大量制作和使用，逐步出现了文字、冶铜、城市、人殉人祭等文明社会的要素。此外，大型公共工程建设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像埃及的金字塔、良渚的大型城址和水坝都是。如果一个社会发展到拥有能力建造这样的大型公共工程，也就具备了文明的基础。这意味着你要调动巨大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源，背后至少要有相应的政权组织和最高权力机构，才能组织、协调、管理一系列复杂的工程建设。这样的社会，在西方也称酋邦或复杂社会。也有一些学者强调礼制，这很抽象，实际上像玉器、城市、大型的公共设施建设都有礼制的因素，只有到了一定地位才能拥有。中国地域辽阔，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如果拿希腊罗马的文明跟北欧相比，完全就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可见文明的发展是有区域性的。中国也很难有统一的标准。若将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其特色就是多元一体，是有区系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是整体性的，要在这个基本框架下来认识。

中国文明起源可追溯到哪里？

《瞭望》：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文明起源可以追溯到哪里？

李水城：如果在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的出现这个层面上讨论，五千年到四千年是中国文明形成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时期。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讲的：“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晚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即距今五千到四千年的前半段（距今5000年前后～4500年）。良渚、双槐树以及最近重新挖掘的南佐遗址等，主体处在这个重要时段，都有非常不得了的大型公共工程发现，可见这是一个文明要素加速累积的阶段，接下来进入龙山时代，开始大踏步地向着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迈进，从“以人事神”走向“神道设教”。这个阶段的大量考古遗迹显示出贫富层级的分化、私有制、阶级的产生乃至准国家的政治实体相继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中国的文明起源要从这一时期开始。我之所以看重这个阶段，就是强调要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放在五千年到四千年这个阶段，还有一个主要原因，这是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起步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从这个角度讲，东西方文明的起源和演进有其同步性。

• 上一条： 畅想三星堆 | 创意策划挑战赛正式启动，面向全国高校征集文化创意方案 2022-03-15
• 下一条： 考古实习交流会地点通知 2022-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