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斯里兰卡曼泰港遗址调查收获与侧记

2018年12月18日至28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与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Kelaniya）考古系组成的中斯联合考古队在斯里兰卡曼泰（Mantai）港遗址开展钻探调查。这是继2017年双方签署发掘研究合作协议后，对曼泰港遗址进行的首次正式考古调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一行五人，与来自凯拉尼亚大学考古系、国家考古局、凯拉尼亚大学考古研究院的学者七人，参加了本次调查。在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本年度钻探调查圆满完成，双方就来年的发掘地点及工作计划达成共识。

▲2018钻探地点示意

曼泰港遗址是印度洋最著名的古代港口之一。其位于斯里兰卡北部省马纳尔（Mannar）地区，东经79°57’48” 、北纬8°57’42”的临海滩地上，为一座带椭圆形双重城垣的城址。公元前337年~公元1017年，曼泰港曾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海上贸易港。据称11世纪初，曼泰港毁于南印度朱罗人（Chola，中国史籍称注辇、珠利耶国）侵入斯里兰卡。此后斯里兰卡东部和南部的其他港口兴起。

大港曼泰

“Mantai”的古僧伽罗语“Mahatitta”为“Great Port”（大港）之意。曼泰港成为大港的缘由，首先基于其异常险要的地理位置。斯里兰卡素有印度洋上的珍珠之称，立踞印度洋中心，本就在航线上保有枢纽地位的优势。曼泰港恰好位于斯里兰卡岛近邻印度一侧的西北角，临保克海峡（Palk Strait）与印度东南部相眺，是斯里兰卡岛与印度次大陆联系的前哨。同时，因狭长的珊瑚群和岛链“亚当之桥”（Adam’s Bridge）隔开了斯印两国之间的水域，马纳尔岛与斯里兰卡之间的马纳尔海峡（现已淤塞）便成为往来船舶主要的必取之径。曼泰立港于马纳尔海峡旁，控海上交通之咽喉。另一方面，曼泰港的腹地为首都一级的大都市，为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商贸条件。公元前337年~公元1017年，斯里兰卡由强盛的僧伽罗王朝——阿努拉德普勒（Anuradhapura）王朝统治，滋养首都阿努拉德普勒的马尔瓦杜河（Malwatu Oya）即从曼泰港附近注入印度洋。因此，一切以阿努拉德普勒为目的地的商使或僧侣，都需借道曼泰港登临入境；销往阿努拉德普勒的商货，也需依托曼泰港中转。基于上述背景，曼泰港逐渐发展为斯里兰卡的大港，尤其在阿努拉德普勒王朝时期，作为第一大港发挥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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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迹旧探方

曼泰港的发掘具有较长的历史，1886年至今，各国考古学家在曼泰港遗址前后开展过7次发掘工作，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次是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约翰?卡斯威尔（John Carswell）教授与斯里兰卡国家考古局前考古调查部锡兰?德拉尼亚伽拉（Siran Deraniyagala）部长等于1981年~1984年主持的英斯两国合作发掘。这次发掘曾有宏大的学术设计，但1984年斯里兰卡爆发内战，发掘工作戛然而止，不少探方的发掘被迫中止于刚揭露的状态，并未探明所有堆积。联合考古队进驻前最近的一次考古工作，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等单位于2009年~2010年进行的小范围发掘。此次发掘以了解曼泰港的植物遗存为目标，仅试掘了一个3×3的小探方，发掘面积十分有限。因此，尽管曼泰港已历经7次发掘的洗礼，但其城垣及城壕的始建时期、遗址的分期及年代、河道与城市布局等问题，尚未通过以往的发掘得到充分解答。曼泰港遗址以往的考古工作几易其手，布方相对分散，给联合考古队留下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基于上述发掘现状，联合考古队驻扎遗址后的首要任务，便是找寻以往工作过的旧探方的实际位置，以便部署钻探调查的实施区域。

现遗址地表已与上世纪80年代大相径庭，为丰富的植被所覆盖，城垣时隐时现，遗址内西南部充实着大片居民住宅。以往的发掘资料均提到遗址中心有一座印度教克希什瓦纳姆神庙（Ketheeswaram Temple）。联合考古队员以该神庙的位置为参照，在其周边仔细踏查。很快，伴随着斯国考古队员“There might be old trenches”（前方似为旧探方）的清脆喊声，一大片相连的洼地紧接着映入眼帘，形成深近10米的坑洞。可判断为上世纪80年代英斯考古队工作过的旧探方位置，未完成的仓促回填加上地表侵蚀，使发掘过的旧探方塌陷为坑洞。2009年~2010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发掘位置，同样紧邻旧探方布设。联合考古队在旧探方“坑洞”内采集到少量遗物，与发掘报告公布的资料面貌一致。

旧探方所显示的以往发掘区集中于曼泰遗址西南部。遗址北部的大片区域，除近城垣的个别地点曾开设过小规模的试掘探方之外，基本缺乏了解。结合对旧探方周围的勘察，联合考古队决定在面貌尚不清晰的遗址北部开展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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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调查

曼泰遗址北部城垣内，东经79°57’40” ~79°57’48”、北纬8°57’35”~8°57’38”的范围为联合考古队的重点钻探调查区域。钻孔每隔10米布设，基本将上述区域进行了全面覆盖。两国考古队员同心协力、密切配合，钻探调查进展十分顺利。钻探工作显示，该地区文化层厚度近4米，表层为黑色粘土，厚0.2-0.8米，夹杂少量本地陶片及红砖；其下为棕褐色砂土层，厚0.4-0.6米，带出大量本地陶片。下探至约1.2米处时见灰色砂土，同时土壤含砂量显著变多。部分钻孔在此层带出具断代意义的遗物，包括公元8~10世纪的南亚黑红陶（Black and Red Ware）残片及公元9~10世纪的中国青瓷片；并发现时代不明的玻璃残片，疑似产自西亚地区。至约1.8米深时土质土色变化甚微，包含遗物明显减少。部分钻孔至2米左右探及较纯净的灰黄色砂质土；部分近4米时到达无包含遗物的纯净砂土。此外，钻探区内位于东部的多处钻孔至1.3米处触及硬物难以下探，伴有当地普遍用作筑墙材料的白色珊瑚石带出，表明上述区域的该层位存在一定规模的建筑遗存。

联合考古队通过在以往工作缺乏的遗址北部城垣内进行钻探调查，初步掌握了该区域的堆积情况，探及了建筑遗存的存在。文化堆积较理想，可判断为原生地层，钻探时触及遗物较多且内涵丰富，从钻探结果推测，该区曾有一定规模的建筑遗存。本年度的钻探调查确定该区域为来年发掘的理想地点。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习见的以洛阳铲钻探的工作方式，斯国几乎未有运用。本次钻探调查证明中国式的钻探方法在处理曼泰港这类砂质堆积也是有效的，并在获知遗址堆积情况的同时，达到了双方交流工作方法的效果。运用洛阳铲了解地下堆积的工作效率受到了斯国考古队员的认可和好评，来年我方将订制一些“中国式”钻探工具赠与斯方，作为联合考古队友谊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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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寻珠

钻探间隙，联合考古队利用航拍测绘系统获取遗址各类地理信息的同时，绕城垣踏查，以脚步反复丈量遗址。遗址北、西、东三面地表尚可见城垣及城壕双重，保存状态较好，近乎连续，城垣残高近4米。南城垣及城壕则断续且保存不佳，尤其是西南部受到现代建筑的破坏，几近无存。城垣总体呈椭圆形，以外城垣覆盖的范围计算，南北长轴约800、东西短轴约600米。遗址内地势中部高四周低，最高处约海拔12米。西外城垣临海，东距海岸线仅200米。遗址周围水网相对密集，东城垣外1.3公里处可见地方河流，东、西城垣外侧各有一大型蓄水池（tank），东内外城垣之间夹一小型蓄水池，各池以沟渠相通。

热带地区茂密的阔叶林及随处蔓延的藤蔓使拉网式的地表摸查难以进行。联合考古队决定先选点进行地表遗物采集。航拍显示在西城垣外及东城垣外近蓄水池处，各有一片植被稀疏、砂土裸露的滩地。联合考古队随即决定至上述地点采集地表遗物。虽时值12月，斯里兰卡天气依旧酷暑难耐，午后时有降雨袭来。联合考古队进行遗物采集时恰逢雨过天晴，期待着滩地上散落的遗物经雨水的冲刷变得更为显眼。至实地一看才意识到，在贝壳及珊瑚的细渣、散砂、植物根茎中识别遗物，尤其是细小珠饰的存在，绝非易事。联合考古队成员之一，来自凯拉尼亚大学考古研究院的斯里兰卡及印度陶器专家拉吉（Ranjith）先生，独具“鹰眼”，经常手捏直径为2mm的穿孔珠来到我们面前，低沉地说道：“I found one”（我寻获一枚）。因此，考古队员戏称他为“Bead King”（珠饰之王）。很快其他队员也开始学习拉吉先生，盯紧地表，不放过一丝有价值的线索。陆续获取了金属、陶瓷、玻璃等各类丰富的遗物，显示曼泰港曾经历的时间维度。这段“雨后寻珠”的时光，使我们离曼泰港遗址又更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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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遗珍

联合考古队在钻探及地表遗物调查时共发现遗物750件，包括金属、陶瓷、玻璃、石、贝等多种材质。这些“印度洋遗珍”带给了考古队两大惊喜。

第一个惊喜是遗物显示出曼泰港具备多元的生产、经济结构。联合考古队曾预判遗物大部分属海上贸易活动的商品，实则有部分遗物证实：曼泰港不仅为贸易中心，还是制造中心。调查所获铜、铁炼渣疑为与本地金属冶炼活动有关。珠饰中绝大部分为印度太平洋珠，既有成品，又能见到加工程度不同的石料，说明曼泰港本身很有可能是珠饰的生产、加工地。曼泰港自身坚实的手工业基础，使产品得以在此完成从生产到销售的链条，为港口贸易的提供保障。

第二个联合考古队未曾完全预料的情形是，所获陶瓷类遗物来源极为丰富，有中国瓷器、罗马陶器、斯里兰卡本地及印度北部及南部的陶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釉陶及可能产自东南亚地区的陶器，可以说是将整个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的广大地区串联了起来。这一现象启示我们，在印度洋的遗址开展工作，尤其是在曼泰港口这类枢纽型的港口工作，必须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和宽阔的视野，绝不能仅仅心怀中国瓷器，还要放眼其他区域。调查所获中国瓷器十分丰富，与英斯考古队于1981年~1984年发掘出土中国瓷器的主体面貌一致，年代约当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9~10世纪，有越窑青瓷、长沙窑青釉彩瓷、邢窑及巩义窑等北方窑口烧造的白瓷及白釉绿彩器、广东青瓷等。所见瓷器面貌符合9~10世纪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第一个高峰时段的特征。较此前斯里兰卡北部贾夫纳（Jaffna）地区一些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年代更早。

▲陶瓷类遗物

其他遗物包括玻璃、石制及贝制遗物等。玻璃器为玻璃容器残片、手镯等装饰品及玻璃珠等，可能产自西亚等地。石制遗物形态、大小、材质不一，以穿孔珠饰为主，有肉红石髓、玛瑙、水晶等多种材质。贝制品表面可见明显的加工痕迹，不排除一些处于加工中间状态的贝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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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次调查是四川大学与凯拉尼亚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曼泰港遗址打响的第一枪，也是曼泰港遗址考古拉开帷幕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者首次全面参与并主导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调查明确了遗址地貌与环境、现存遗迹的规模、范围及遗址内部及外围各类遗迹的分布现状，利用航拍测绘系统采集了遗址的地理信息，对以往工作缺乏的遗址北部进行了钻探调查。

钻探调查对曼泰港遗址北部的堆积及遗迹、遗物分布状况形成初步认识，联合考古队选定该区域为下一阶段的重点发掘地点之一。调查所获遗物材质多样、内涵极为丰富，向西可追溯至地中海地区、阿拉伯海地区与南亚次大陆，向东可串联达中南半岛及中国所在的亚欧大陆东端，证实了曼泰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曾长期居于东西航线联结的枢纽地位。

联合考古队计划在曼泰港遗址共建考古基地，逐年对曼泰港遗址进行发掘剖析，逐步解决曼泰港遗址始建及废弃的年代范围、聚落结构、生态环境与动植物利用、海上贸易与聚落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围绕遗址及古代中斯两国的古代文化交流进行广泛的合作研究。并通过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联合举办曼泰港遗址考古成果展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汇集智识，促进对曼泰港遗址的综合解读，加深对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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