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通讯 | “世界文明重大发现与媒体报道的几点思考”讲座纪要

2024年12月11日晚，由四川省考古学会指导，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的冯汉骥学术讲座第114讲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报告厅举行。哈佛大学人类学系Rowan K. Flad（傅罗文）教授带来了题为《世界文明重大发现与媒体报道的几点思考》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吕红亮主持。

傅罗文教授首先指出，随着科学研究日益复杂且跨学科的趋势愈发明显，大众媒体成为科研成果与广泛公众之间的主要桥梁。虽然科学界的研究活动在学术期刊和专业会议中频繁展开，但很少有科研成果能够突破学术界的“象牙塔”，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实际上，只有经过同行评审的、符合一定学术标准的科学论文，才能够转化为大众科学新闻，而这一转化过程并非自动发生。相反，它依赖于一系列“把关者”——从学术编辑到新闻记者，再到媒体机构的决策者，他们共同决定哪些科研成果能够得到媒体的关注，进而影响到科学信息如何在公众中传播。他强调，这一传播机制并不是中立的。媒体机构的选择性报道，以及记者和编辑的个人偏见，决定了科研成果的曝光度，进而塑造了公众对科学的认知。这种“传播格局”形成了特定的报道生态，而这一生态又影响了公众对考古学的接受和理解。为了深入理解媒体如何报道全球各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傅罗文教授和团队开展了一项跨学科的分析研究，系统调查了不同地理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在公众媒体中的传播差异。该研究覆盖了六年时间内，在六种专业期刊及一般科学期刊上发表的一千一百余篇考古学论文，这些论文涵盖了从史前时代到近代的多个考古领域，涉及的地区包括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等）以及非西方国家（如中国、印度、埃及等）。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些考古学论文中，大约32%的论文至少被美国的15家主要新闻机构报道。这一比例表明，虽然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通常较为“冷门”，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考古发现仍能引起广泛的媒体关注。然而，傅罗文教授指出，这一数据背后隐藏着显著的地域差异。具体来说，来自英国、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澳大利亚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显著更容易被美国媒体报道，而来自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则较少受到报道。具体来讲，英国的考古学研究成果由于历史上的文化联系，以及对西方文明起源的强烈兴趣，通常能在媒体中获得较高的曝光度。以色列的考古发现，尤其是与圣经历史相关的考古研究，通常会受到大量媒体关注，因为这些发现不仅涉及考古学本身，还与宗教、历史以及政治问题紧密相连。澳大利亚的考古学研究，尤其是涉及土著文化的考古发现，也经常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部分原因是澳大利亚社会对原住民文化和历史的关注日益增强。这些地区的考古学研究通常涉及到的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或者与全球知名的历史遗址、宗教史紧密相关，这些因素使得相关研究成果更容易吸引主流媒体的注意。而这些报道不仅吸引了考古学界的关注，也促进了公众对该地区历史遗产的兴趣。相较之下，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在美国媒体中的报道数量明显较少。尽管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且近年来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屡有重大突破，例如三星堆的发现与发掘等，但这些研究在美国新闻中的曝光度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同类发现。傅罗文教授分析认为，这一现象与几个因素密切相关：1. 文化偏见和认知框架：美国媒体在报道考古学研究时，往往受到文化背景的限制。由于美国社会长时间以来以西方文化为主导，媒体更倾向于关注与西方历史、文化相关的考古发现。中国的考古发现虽然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其与美国大众的文化认知和历史框架的差异，常常被视为“遥远的异域新闻”，从而缺乏足够的关注。2. 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媒体对中国的特定看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考古学成果的报道。在某些情况下，政治紧张局势或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使得一些中国的考古发现未能进入美国主流媒体的视野。此外，媒体有时可能会选择性地报道与中国有关的考古研究，而忽略或低调报道那些可能挑战西方主流历史观的研究成果。3. 新闻价值与报道角度：美国的新闻机构在选择报道某一考古学成果时，通常会考虑其对大众的吸引力。对于美国公众而言，涉及中国的考古发现往往较为陌生，缺乏直接的情感联系，因此报道的新闻价值较低。此外，报道中国考古学成果时，新闻机构往往更关注政治或文化争议，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为了更精确地理解不同地区考古学研究传播的机制，傅罗文教授使用了混合效应逻辑回归模型，对新闻来源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该分析，傅罗文教授确认了以下几点：1. 地理偏向：来自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的考古学论文被报道的几率较高。2. 文化认同：与西方文化有较强联系的考古发现，更容易被媒体选中。3. 政治因素：涉及敏感政治话题的考古发现，尤其是与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相关的考古学研究，通常会引发更多媒体报道，部分原因是这些发现与国际政治局势密切相关。这一发现引发了傅罗文教授对考古学传播的深刻反思。他指出，考古学不仅是对过去文明的学术研究，它还与身份、文化和历史的认同密切相关。不同地区和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有助于塑造公众对于历史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常常通过媒体得到广泛传播。然而，媒体对考古学研究的选择性报道，实际上加剧了这种文化认知的偏差。傅罗文教授进一步指出，这种偏向性报道不仅仅是媒体的选择问题，它背后涉及到深层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文明起源、文化传承和历史叙事的研究，往往会被用于支持特定的政治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某些情况下，考古学被不当利用，成为塑造特定文化身份和历史叙事的工具。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尤其是在美国，考古学的报道往往倾向于表现白人或犹太-基督教文化遗产的价值，而对于其他文化或民族的历史成就则有所忽视。基于上述分析，傅罗文教授提出了若干建议，以期改善考古学研究成果在媒体中的传播格局，并促进更多元和更公正的科学传播。首先，他建议学术界和媒体加强合作，尤其是在如何选择报道的研究成果时，要更加注重文化和地理的多样性。具体来说，学术界应主动向媒体提供更多成果，而媒体则应扩大其报道范围，确保不同文明和地区的历史和文化都能够得到呈现。其次，考古学的传播不应局限于西方学术圈，而应当从全球视野出发，关注全球各地的考古发现。尤其是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考古学研究，往往提供了对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独特视角，而这些研究成果在媒体中的曝光率往往较低。他建议，媒体应避免将考古学研究过度简化，避免只关注某些地区或文化的单一叙事，而应从多维度的视角展示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最后，傅罗文教授强调，考古学的传播不仅仅是学术界与媒体的责任，公众教育和科学素养的提高也至关重要。他提到，公众对于考古学的认知往往受到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影响公众对考古学的理解，也可能进一步影响他们对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看法。因此，作为公众也应该思考如何提升科学素养，增强对考古学领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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