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三星堆相关研究取得系列阶段性成果

自上世纪三星堆大规模发掘以来，考古学界对三星堆的关注和研究一直在持续，而近年三星堆热度的提升，更对研究者们提出了新的期望。

近几个月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我院三星堆相关研究取得了系列阶段性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发表了我院霍巍教授重要学术成果，《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

文章首先提出随着三星堆一系列遗存的面世而引起的人们的几个最大困惑：三星堆究竟从何而来？它的文化面貌为何非同一般？三星堆究竟是“外来文明”还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它和中国古史记载之间究竟有无线索可寻？

就探讨三星堆文化“来龙去脉”的问题上，作者指出，考古材料本身是客观真实的，但并不能直接地反映器物背后的历史，而沟通两者之间的“信息桥梁”，对于中国这样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具有独特的文字和文献传统的文明古国而言，无疑是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去寻找可能存在的古老线索。因此，利用丰富的中国古史传承体系，从中探寻三星堆所反映的历史信息，不失为可取的方法之一。三星堆考古打破了沉寂多年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对于古史传承体系的讨论，一是对古史记载的古蜀及其传承体系显示出对应性的考古信息，二是对探讨古蜀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也提供了新的线索。

文章第一部分，作者点明了本文看待三星堆考古与古史传承体系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回顾“疑古”在中国的发展，无论是考古实物，还是古史传说，都不能直接地反映已经消亡的远古历史，而只能提供给我们重建古史不同性质的若干材料，前者虽然真实、客观，但却只是历史零散的局部、片段甚至点滴；后者虽然貌似全面、周到，却是真伪杂陈，是经过不同时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而唯有结合古史传说和考古发现同步推进，才有可能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有进一步的合理阐释。由此作者指出，通过探索古史传说中的这些“质素”与“核心”，从神话和传说中去寻找“史实”的线索，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三星堆，从而也重新估量中国古史传承体系的价值和意义。

文章第二、三、四部分，作者从丰富的古史材料和考古材料出发，将二者有机结合，分别探讨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传承体系、古蜀文明传承体系和《山海经》的古代文化传统的关系。古蜀虽然远离中原，却在其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也有一些更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则可能来自古蜀自身。将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四川上古时代一并纳入这个传承体系加以考察，不难看出文献中的古蜀世系传承体系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也和考古信息之间互有联系。我们可以从古史传承、神话传说中去捕捉远古时代可贵的历史信息，反过来帮助我们认识、理解看似神秘莫测的三星堆考古复杂多端的文化现象。此外，三星堆与《山海经》等古籍所载有关巴、蜀、楚的古代文化特征的关联性，从不同的文化来源上为考察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可与文献互证、互补的新视角。

最后，作者再次提及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指出三星堆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将地下出土之文物和文献记载的中国古史传承体系进行互证研究的极好样本，我们可以从中既观察到三星堆与中原文化很早便开始的沟通联系，也可以观察到远古蜀人自己独特的文化根源和传承体系。作者也指出了巴蜀文化研究对中国文明研究的重要意义，对巴蜀文化未来的研究提出认可和期待。

《四川文物》2022年第6期，发表了我院于孟洲教授关于三星堆遗址的最新研究，《也谈三星堆遗址的“祭祀遗存”》。

多年来，学界围绕三星堆器物坑引发的一系列讨论，一直未能统一意见。作者结合近期披露的有关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就三星堆器物坑的性质、三星堆的祭祀传统两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文中指出，要推断各器物坑性质，除考察各坑本身的形制与结构、出土遗物及其放置特点等因素外，该区域内的遗迹布局及堆积特点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参考依据。从而，本文对三星堆“祭祀区”的遗迹布局与堆积特点进行了再探讨。综合新老材料，三星堆祭祀区范围内的地层堆积较其他居址区似乎显得更为简单，反映出严格的规划意识，也经历了一定的发展过程。另外，尽管三星堆器物坑所在区域似乎较为独立，但应该存在和周邻的建筑、灰沟等遗存的密切关联。

三星堆器物坑所在区域发掘平面图

（采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2021）》，第62页）

关于三星堆的祭祀传统问题，目前可供研究的正式发表材料有仓包包和高骈公社两处地点的器物坑，三星堆1、2号器物坑，以及青关山台地H105等。分析仓包包和高骈公社两处地点的器物坑及青关山台地 H105 的埋藏特点，发现它们与三星堆器物坑有同有异。仓包包和高骈两坑年代早于三星堆器物坑，其部分特点被后者继承下来，而它们之间存在的明显不同之处，是由于年代、规模和目的不同等原因导致的。作者通过这些异同之处，并结合成都平原其它考古材料，肯定了三星堆遗址多样化祭祀形态的存在。另外，作者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K5、K6性质不同，仅仅依据位置、形制和大小将其划分为一组的作法还需谨慎，二是象牙的使用传统远在三星堆器物坑出现之前，在成都平原内经历了出现、兴盛及消亡过程。

最后，作者指出，从宝墩文化至三星堆文化，宗教祭祀特点有了较大改变。三星堆文化存在多样化的祭祀遗存，其祭祀传统是宝墩文化以来文化与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另外，作者也就三星堆各坑的埋藏年代、三星堆文化与成都平原夏商周时期各文化关系、三星堆神权文明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宗教信仰的特殊性等问题，提出了思考和对未来研究的期待与展望。

《四川文物》2023年第1期，发表了我院黎海超教授团队关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产地问题的研究，《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产地问题初论》。

形制特异、设计水平和铸造技术高超、分布集中的三星堆青铜器，重塑了世界对中国西南青铜时代的认知，也引发了我们对祭祀坑铜器的产地问题的深入思考。

作者指出，应分层次地理解产地概念。具体来说，器物的产地至少涉及到四个层面的信息，即风格、技术、原料以及实际生产地点。四个层面往往交融混杂，只有分别探索不同层面的流动过程才能深入揭示其反映的文化、人群的互动。就三星堆的产地研究问题而言，对“文化产地”和“实际产地”的区分尤为重要。其中“文化产地”是涵盖风格、技术、原料、实际生产地点等多个层次的综合概念，“实际产地”则专指狭义的器物制作地点。讨论产地问题应充分考虑到“文化产地”的复杂性，而非以实际制造地点的确定作为目标。融合考古学分析和科技手段，有希望对“文化产地”做出全面解读。

该文于以上思路，结合器形、纹饰、微量元素、铅同位素等对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铜器的产地来源进行初步探索。需要说明的是，该文仅为初步研究，侧重于铜器风格及原料，对于制作技术和实际产地涉及较少，待完成相关研究工作后，将另文发布完备成果。

该文对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 15 件铜器进行了成分分析，结合以往发表的数据开展微量元素和铅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三星堆祭祀坑中本地式和外来式铜器使用了相同类型的原料，且结合成都平原年代相当的青铜器原料分析，其所用原料与成都平原本土原料类型完全不同，而与殷墟、汉中、新干等铜器群所用原料关联密切，由此可知，至少部分祭祀坑铜器的原料是外来的。

本文分析的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

      此外，通过三星堆铸造技术研究产地问题，其中的制孔工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角度。多孔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面具、眼形器等器物的边缘部位多规律分布着孔洞。大部分孔应当发挥着类似钉孔的作用，用于与其他器物的连接、固定。而不同的穿孔方式，往往暗示着不同的生产地点。祭祀坑中发现的非三星堆特征的铜尊，其圈足上有疑似铸造的三星堆特色的圆孔，暗示有“定制产品”的可能性。殷墟应是三星堆祭祀坑铜器的来源之一。

由此，作者指出，产地研究实际也是对资源、文化交流网络的构建，需要从宏观视角理解晚商时期南北的文化格局。结合晚商时期的时代背景，三星堆、汉中、宁乡、新干等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存在密切的交流，长江流域与以殷墟为中心的黄河流域之间建立了基于资源流通的交流体系。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连为一体，不同的风格、技术、原料等在这一体系中流动。三星堆祭祀坑铜器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在这一体系中，三星堆铜器有着复杂的来源，殷墟、长江中下游、三星堆本土均可能是来源地。接下来的研究目标即从风格、技术、原料等不同方面具体研究不同来源铜器的类别、比例、年代等。

针对铜器产地问题，作者团队也正在开展进一步的工作。作者同时指出解决产地问题并非终点，将视野放大到同时期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了解产地映射出的文化互动更为重要。理解三星堆的前提，是走出三星堆。

三星堆研究，是我院的优势方向，更是我院在古蜀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研究中的一份“责任”。多年来的三星堆研究，离不开川大考古人的一代代努力。未来，我院将继续脚踏实地、依托优势、加强合作，推动三星堆研究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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