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通讯 | "宋初建立佛教国家的努力与文化转型"讲座纪要

2022年10月18日下午3时许，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办的四川大学“创新2035”先导计划·汉唐考古名家讲座第一季第一讲：“宋初建立佛教国家的努力与文化转型”讲座在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517线上线下同步进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为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讲座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煜教授主持，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霍巍、白彬教授作为与谈人参加讲座。

讲座伊始，霍巍教授便对杭侃教授主讲系列名家讲座的首讲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介绍了举办背景：作为四川大学“创新2035”先导计划汉唐考古方向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系列名家讲座的设立，其目的在于邀请国内外汉唐考古名家，汇聚校内外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推动探讨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若干基本、重大问题，推动重塑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主体框架和主流叙事。王煜教授简要介绍了杭侃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成就：长期从事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尤其在宋元考古等领域，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学术影响，积极投身文化遗产事业，蜚声学界内外。

杭侃教授首先概述了研究的缘起与主要内容：以小岛毅、刘浦江等为代表的国内外学人均认为宋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转折时期，其世俗化、平民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更多地作为日常生活而存在。同时，自东洋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以来，一直刺激着学界对此重大命题做出回应与思考。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探究。杭侃教授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结合北宋早期的文献和考古材料，认为从宗教社会史的角度去探索，便可观察到此变革始于唐末五代，完成于北宋真宗、仁宗时期，乃是一种文化层面的变革。结合北宋早期的一些列国家行为，可勾勒出一条转变轨迹：从宋太祖、太宗时期主要借助佛教的力量，通过刊刻开宝藏和设立译经院等国家行为以凝聚社会共识到真宗时期转向利用道教力量，藉由天书运动等“神道设教”构建国家合法性和宣示宋朝的国家力量；正因以上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仁宗时期才转向建设以儒学为核心的“新宋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

小岛毅著：《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

所谓“佛教国家”，是将佛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一系列国家行为、国家工程，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展现国家意志，构建国家合法性，宣扬国家力量。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杭侃教授对于《魏书·释老志》和云冈石窟等十六国北朝时期重要佛教文献和文物的长期研读与思考：在民族众多，冲突频发、各种矛盾极其尖锐的十六国北朝时期，开凿被时人称作“真容巨壮，世法所稀”的云冈石窟究竟为了什么？后赵石虎强调“佛是戎神”、北魏太宗令沙门辅导民俗等背后蕴涵着怎样的历史意义。杭侃教授认为这些国家行为均是利用佛教来实现缓和矛盾，促进民族融合，凸显北魏王朝自身的合法性的目的，也都取得了一定成效。此种国家行为亦盛行于隋唐时期。

接着，杭侃教授指出北宋初期，太祖、太宗面对“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金匮之盟”等带来的政权合法性不足的情形，积极利用佛教资源，通过刊刻大藏经、设立译经院、于隆兴寺铸造大像、热衷定光佛信仰等国家行为，试图凝聚社会共识，展现国家意志，将宋太祖塑造为定光佛化身，增强王朝合法性。杭侃教授密切结合考古遗存和文献材料分别讲述了上述四种国家行为的源流本末和意义内涵：

开雕大藏经。杭侃教授引述了日本学者小岛毅在岩波中国史系列丛书《宋朝：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中强调的宋代佛教与六朝隋唐佛教的巨大差异，成为了为人们日常生活而存在的佛教。但两宋之间佛教也有变化，如刊刻大藏经作为太祖、太宗支持的国家事业，到了南宋，却是苏州和福州等地方的寺院推进。北宋开宝四年（927），太祖敕令在益州开板雕造佛教大藏经，后来这部大藏经即被称为 “开宝藏”。经文保持着卷子装的特点，采用《开元释教录》确立的编号体系。直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方始全部雕毕，十三万块经板运至东京汴梁，存入国家译经院开封府内太平兴国寺译经院西侧印经院。并设立《开宝藏》经板的管理机构，管理《开宝藏》印刷与流通。至熙宁年间，才将经版转移至显圣寺圣寿禅院，由僧人管理。这些寺院在北宋汴京城内均具有重要地位，显示了开雕大藏经作为国家工程，展现了宋太祖、太祖构建佛教国家的努力。

设立译经院。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太宗下诏，于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译经院建成后，太宗诏令梵僧天息灭、法天等入院译经，并派遣汉人官员参酌润色，内侍刘素为都监，建立了十分严密的译经组织。宋太宗模仿隋唐故事，设立国家级译经院，还亲为译经撰写序言，展现了对这项国家事业的重视。同时，译经院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宋太宗、真宗两朝共译佛经222部、413卷。

隆兴寺铸大像。河北正定县隆兴寺始为十六国后燕慕容熙的龙腾苑，历北朝隋唐均为兴造。北宋开宝二年（969）太祖征河东时，得知寺内铜铸大像毁于契丹和后周世宗毁佛铸钱，并应寺僧“遇显即毁”的谶言，便敕令于隆兴寺重铸大菩萨金身，并建大悲宝阁，由此使得该寺以大悲宝阁为主体采用中轴线布局扩建，留下了珍贵古建筑遗产。梁思成等著名学者均曾至该地实地考察。寺内的多通宋代碑刻都记录了北宋年间建寺造佛等系列活动。

定光佛信仰的兴盛。在敦煌文献S2713中“咸亨元年扬州僧珍宝……我是定光佛菩萨，故来化众生”的记载表明唐代定光佛的信仰影响已达河西地区。进入宋代，定光佛信仰尤为兴盛。徐苹芳先生即已指出，宋代之后才有在塔基中瘗埋定光佛舍利的情况，如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和山东惠民县归化镇出土“定光佛舍利棺”。除了这两例，杭侃教授翻检金石文献和近来考古发现，又举出了如北京顺义县辽开泰二年（1013）净光舍利塔基，地宫中央所立石幢上铭刻“定光佛舍利五尊”等文字、开封繁塔铭文“大宋开宝岁次甲戌四月己卯朔八日收藏定光佛舍利……亲下手造砖塔一座”、《山左金石志》卷十五载《资福寺舍利石椁题记》石椁前面刻定光佛舍利记等证据，说明宋代定光佛信仰十分兴盛，乃至影响至辽朝治下。何以人们如此热衷于定光佛信仰？宋人笔记《曲淆旧闻》卷一所载“五代割据……不胜其苦，……‘若要太平，须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者”说明了宋太祖为定光佛化身的观念，也是国家热衷于推广定光佛信仰的原因所在。

山东惠民县归化镇“定光佛舍利棺”铭文

到了真宗时期，真宗以太宗第三子的身份即皇帝位，同样面对继位正统的问题。不同于太祖、太宗借助佛教力量，真宗主要依靠道教“神道设教”，东封西祀，伪造天书，遣使祭拜老子，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的闹剧，并在泰山、汾阴、鹿邑等地留下多通碑刻。但最终草草收场，收效甚微。直至仁宗时期，随着士大夫阶层的兴起，最终建立起以儒学为核心的“新宋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唐宋间的文化在这一时期最终完成了转型。中晚唐以来，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士大夫们力倡反佛复儒，发起“古文运动”，尤其是欧阳修等人“尽去五季之陋”通过新修《五代史》等行为批驳五代风俗不醇：“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虽然北宋墓葬壁画中仍出现了巩义涉村宋墓《五郡孝子图》的个例，但仁宗以降“新宋学”的成立，说明宋代社会文化已发生彻底的改变和转型。

最后，杭侃教授指出。如山东青州佛教造像坑、山东临朐明道寺舍利塔基、山西沁县南涅水造像坑、河北曲阳修德寺等瘗埋坑和河南巩义石窟内覆盖前朝造像重塑的行为均发生在宋代，以往研究集中于出土的大量精美南北朝隋唐佛教造像，却忽视了在宋代大量瘗埋和重塑前朝佛教文物的原因。通过梳理宋代大量瘗埋各类前朝佛教造像、文物与重塑未严重破损的前代造像的行为，杭侃教授论述了宋代佛教内涵转变，佛教造像题材相比于前朝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其说瘗埋的是前朝的旧物，不如说告别的是旧的时代，举世瞩目的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与谈阶段，霍巍教授首先对杭侃教授带来信息量大、学术深度十足的讲座表示感谢。他指出杭侃教授提出的问题十分关键和重要，在霍巍教授看来，宋初通过国家力量重新整合一些文化思想，凝聚社会核心价值取向是两宋时代的重大问题。在两宋时期有几个重要的变化非常值得大家关注：首先是地理和思想上大一统的局面的改变，辽、夏、金、大理国和蒙元环绕宋朝四周，佛教和道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广泛影响又向传统儒学提出了挑战；其次兴起了新的阶层，即所谓新型士大夫阶层，新儒学、新宋学就是儒学和士大夫阶层在受到冲击之后的改变和转型。最后，两宋时期的文化转型的最终完成当得力于儒、释、道三家以及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一般民众等各阶层共同的努力和作用。杭侃教授的讲座探讨了最高统治者们在这种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努力和起到了何种作用，将把文献与考古材料结合起来，细致观察各类遗存，对同学们来说，是考古学学术研究的典范之作。霍巍教授还谈到考古工作者从事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时要广泛关注文献史学、宗教学等学科的成果。

之后白彬教授表示，杭侃教授的讲演从新的角度探讨宋代文化转型的过程和原因，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白彬教授近来主要从事的西南地区石窟寺遗存的研究工作，就观察到唐宋石窟寺之间的迥别。宋代外敌环伺，内部也面临很多挑战，于是开始寻求变法，即涉及到重塑价值观的问题，重塑价值观的依据何在。杭侃教授的讲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启发。张勋燎先生曾指出宋代金石学的发达与宋人师法汉唐、追迹三代，从古物中观摩盛世气象有密切联系。这样的认识或可与杭侃教授的讲座合观。同时，白彬教授认为宋太宗除了在佛教方面的努力以外，也在道教方面做过一些努力，认为宋太宗并不是单向的努力，不能忽略他在道教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上做出的努力。白彬教授也向杭侃教授请教宋朝佛教国家构建和文化转型是否在历史时期遗存大宗的墓葬中有所表现。

杭侃教授在回应中表示他更愿意探讨新的问题，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他想要探讨在唐宋社会面貌变化中物质文化会怎样变化。借由梳理本次讲座的主旨，希望能够回应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之间是何种关系，能否让历史时期的考古材料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摸索出历史时期考古学自身学术方法和思路等重大问题。

最后，王煜教授提问：宋初最高统治阶层想以佛教构建核心价值观，真宗以道教重塑核心价值观，但最后均告失败。如何理解这些失败的背景？北宋相较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与五代十国时期来说，在传统华夏区域基本算是个统一稳定的国家，何以汉、唐最高统治阶级对于这种核心价值观的重塑基本成功，但宋初为什么失败了。为何最后完成重塑宋代文化任务的主体是新兴的士大夫阶层？是否说明宋代较前朝，社会结构和国家力量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杭侃教授回答了王煜教授的问题：他认为宋初构建佛教国家失败的原因在于宗教自身的世俗化、民间化。宋代佛教对于社会日常生活层面的影响远超前代，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却失败了，这与宋代佛教主流的禅宗、净土宗等非常适应民间，却疏于义理构建，甚至出现呵佛骂祖、不立文字等极端现象的出现紧密关联。士大夫与书院等的作用也是多方面要素共同努力的结果，如宋代宗族的兴起，对士大夫和书院的兴起就有巨大的影响，这也涉及到宋代地方的自主性问题，在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可以继续深入探讨，期待未来的研究。

最后，王煜教授总结了讲座内容，再次感谢杭侃教授精彩的分享，讲座圆满结束。

• 上一条： 讲座信息 | 10月21日，朱岩石 研究员:北朝都城考古学研究 2022-10-18
• 下一条： 讲座通讯 | “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发掘收获”讲座纪要 2022-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