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通讯 |《成都出土南朝造像的历史价值》讲座纪要

2021年12月11日下午3点，由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常青教授主讲的讲座《成都出土南朝造像的历史价值》在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517举行。此次讲座由霍巍教授主持，来自四川大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老师及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共40余人听取了讲座。

讲座伊始，霍巍教授首先对参加讲座的各位老师及同学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主讲人。常青教授对霍巍教授的盛情邀请表示了感谢。

霍巍教授致辞

讲座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梁朝药师佛像的意义。在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万佛寺出土南朝造像中，有一尊坐佛像，与一件和它题材相近的造像底座，此前一直都被模糊地认为是坐佛与十二护法像，其年代、题材等方面均缺乏确切的判断。此外，由于在同为万佛寺遗址出土的造像中，凡足下踏有药叉者，多为护法神一类的人物；坐佛像宝座束腰处刻有人物足下药叉托扛、身着菩萨装，而造像底座现存的六尊人物又与坐佛像宝座束腰处的这十二身人物相似，因此，常青教授认为这些人物应是与四大天王同一级别的护法神；据此可推两造像表现着同一种题材，造像底座的原主尊像应该与坐佛像也是同一种题材，两造像应处于同一时代。同时，他提出底座的平面不为圆形，而是八角形的一半；表面浮雕立姿护法像十二身及其眷属，其实均表现着“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这一题材。常青教授还谈到了药师佛信仰与造像特征演变的联系。由于在隋代以前，慧简本《药师经》一直被视为伪经，不被正统所信仰，因此隋前的药师佛并未有专门的图像样式。隋代以后才出现药师佛的专门图像特征，即托钵的佛像与十二神王像。常青教授认为，可能正是成都南朝造像一类的药师像开启了药师与十二神王像的专门组合样式。

常青教授讲解

第二部分是从成都南朝造像看北齐、北周风格的形成。常青教授提出成都南朝造像所代表的南朝风格影响了北齐、北周风格的形成。因为南北朝时期，北齐在不断地与南朝交好，同时向往南朝汉文化，因此逻辑上只能是从梁朝影响到北齐。北齐受到南朝影响的特征之其一是菩萨造像一腿弯曲。受南朝影响的的特征之二是四菩萨的组合。如北响堂石窟南洞、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北周造像碑上均出现了四菩萨像，这种组合在成都万佛寺造像中十分流行。受南朝影响的特征之三是佛像低平的肉髻，这也是北齐、北周共同具备的特征。

第三部分是成都南朝造像风格的渊源。南朝时期的四川地区很富有，但并非政治与佛教中心，因此造像质量高的同时又容易受到首都建康（今南京）周边政治中心的影响，并不能作为风格流行的源头。常青教授溯源成都南朝造像风格的形成，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受建康地区影响。二是受印度笈多影响。笈多风格先是影响到东南亚、再经云冈一二期传入南朝。领口低、衣纹从左肩处呈同心圆向下放射状分布、走势相似，衣纹薄而褶皱抽象等特征，这些都是成都南朝造像笈多风格的体现。三是成都南朝造像的地方特色。这一类独特特征主要有四菩萨胁侍造像、天王等。

常青教授的讲座结束后，参加讲座的各位老师、同学们就讲座主要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董华锋首先交流了看法。他认为，一方面，常青教授的讲座对他今后梳理、确认药师身份时提供了极大启发；另一方面，有关四川地区背屏式造像两侧面人物的身份，此前已经有神王、力士、护法、赫拉克里斯等多种假说，有关药师佛十二神将足下所踩财夜叉的论述无疑为该问题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接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张雪芬副研究员分享了自己的感想与困惑。她表示，听了讲座后加深了对药师琉璃光佛的认识，并在成都南朝造像的渊源问题上深有启发。张雪芬副研究员还向常青教授请教了有关龙泉驿北周文王碑题记的问题。该碑的年代一直存在争议，而题记处曾提到“药王在左、普贤在右”，因此她提出：公元557年时是否存在该说法、能否据此反证文王碑的年代？常青教授赞同了张雪芬副研究员关于渊源的看法。而对于文王碑的年代问题，他认为药师与药王有异，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药王来源于正统佛典，早在西秦420年左右已经出现了最早的药王佛；到了隋代，药师佛的正统性被认同以后，药师与药王仍然同时出现，因此不可以药师的情况去判断药王的题材。

参与人员交流想法

随后，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刘人铭向常青教授提问。首先，她对于小乘佛教中出现的药师形象、药师经典是否可靠提出了疑问。其次，她发现四川地区一直存在信仰神王的传统，神王能否作为判断药师身份的依据？最后，她希望知道当建康地区的材料出现缺失时，如何去做四川地区造像的渊源研究？常青教授对刘人铭的提问一一做了解答。关于第一个问题，他再次强调有关药师的最早可靠版本为慧简之版本，因此，早于慧简本《药师经》，或者与该版本说明有出入的典籍，均不可靠。第二个问题，他指出神王存在多种，既有龙门石窟十神王这样等级低的，也有药师神王这种高等级的，有的把二天王也称为神王，因此不可单将“神王”二字作为判断药师身份的依据。关于第三个问题，常青教授理解当今建康材料不全面的现况，他认为要回归考古学最基本的方法论上，即牢记见到的、发掘出的不一定是全部，在研究时切忌以现象代规律；而研究建康、北齐等地造像与南朝造像的渊源，还是应从两地材料广泛的相似因素出发。

在讲座的尾声，霍巍教授进行了总结。霍巍教授表示，常青教授的发言极具启发意义，再次警示了大家要注重考古学的方法论，即在未知全貌时，必须保证研究个体的真实性；要看到考古学材料之不足 ，重视文献的补充作用；除宏观外也要看微观；要回到现场、勾勒现场，“追本溯源”，求证材料之源头；在做研究时，始终保持对前人尊重、对后人批判的态度。霍巍教授由衷期待自此开启两院合作新前景，也期待与参加讲座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努力推动中国佛教石窟考古、佛教艺术研究的进步。至此，本次讲座圆满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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