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 | 多维视野中的巴蜀考古 ——写给《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的话

编者按：林向，1932年9月生，浙江宁波人。四川大学历史系本科1959年毕业，同年攻读考古学副博士研究生，师从冯汉骥教授，1962年毕业后留考古教研究室任教。1972年被任命为考古教研室主任，1992年晋升教授，1996年离休。曾任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文化论坛》副主编等学术职务。学术专长为中国西南地区考古学、考古学应用研究。任教的课程主要有中国夏商周考古、西南考古、田野考古等。历年参与的田野工作主要包括三峡库区考古调查及资料整理与报告撰写（1958）、金沙江渡口段及安宁河流域考古调查（1975）、四川地震考古调查与研究（1976～1983）、川东崖葬调查（1980）、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1986）、西昌东坪遗址发掘（1988）等。主要著作有《巴蜀文化新论》（1995）、《巴蜀考古论集》（2004）、《清江深居集》（2010）、《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2010）等，发表论文上百篇，主编文集三种、索引一种。主要学术贡献包括提出大溪文化的命名，在巴蜀考古领域有多种成果面世，地震考古研究成果获四川省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

一

巴蜀地区的考古可追溯到20世纪前期。1914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了中国大学中最早的古物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之前身）。1929年（一说为1931年）在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了一批玉石器，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林名均即组织了月亮湾的发掘，这是三星堆遗址发掘与研究的开端。华西大学博物馆同时还对邛窑、琉璃厂窑、江口崖墓进行考古发掘，并开展民族调查。三四十年代，在冯汉骥先生领导下，四川大学史学系在巴蜀地区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先后进行了汶川石棺葬和前蜀王建墓发掘、四川文物调查、川西大石遗迹调查、岷江上游民族调查等。40年代，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南迁宜宾李庄，一些考古工作也得以在四川地区开展，如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博物院和中国营造学社联合组成的“川康古迹考察团”，于1941年考察、发掘了四川彭山崖墓，于1942年发掘了附近的牧马山汉墓群。而缘于成都白马寺出土的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学术界于40年代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

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巴蜀地区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除三星堆遗址外，数其重要者有新繁水观音遗址、彭县竹瓦街窖藏铜器、涪陵小田溪战国墓、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船棺葬、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和172号墓、成都百花潭10号墓、新都战国墓、岷江上游的石棺墓、西昌地区的大石墓等。80年代中期后，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器物坑、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成都商业街船棺葬等为代表的重大考古发现，引发了学术界对巴蜀考古的更大关注。

今天我们都认为巴蜀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部分，巴蜀地区的古代文明最终汇聚成为中华古代文明。除此共识外，我认为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巴蜀考古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将巴蜀考古与中原考古相对比，我们不难看出，一个遗址或一个区域的考古材料是否存在某种能与我们现有知识体系有效联接的“背景”——即文字和文字书写的文献，这将会使考古发现的结果有所不同。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早在中原发掘的安阳殷墟即是一个有“背景”的遗址。殷墟出土了甲骨文，它记载有殷商王朝的世系和重大事件，形成了中原以文字记录历史的传统。具有了文献“背景”的中原地区的考古材料显然具有某种优势，在此“背景”之下，考古学家可以有计划地进行学术目的明确的主动发掘，并对考古材料形成更为清晰的认识。1928年的殷墟发掘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此后还进行了14次发掘；而后世史书中记载的商代历史被甲骨文所证实，这又鼓舞人们开始对夏文化进行探索。这些考古活动和考古发现，使安阳和中原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考古工作的重心。

而在巴蜀地区，包括最早发掘的三星堆遗址在内的大批考古材料并无文字。记述巴蜀历史的当地文献如《山海经》中的部分作品，直到东周时才出现，其他如《华阳国志》、《蜀王本纪》等则晚至汉代及以后。后世的传说并不构成解释巴蜀地区早期考古材料的直接“背景”。由于缺乏文献“背景”，巴蜀地区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往往需要依靠更多的线索甚至偶然的契机，对材料的认识也更依赖于各种假说和理论模式。巴蜀考古受到的关注当然也远不比中原，虽然30、40年代即有国家级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在此从事考古活动，1949年后又有诸多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但在很多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论著中，巴蜀考古仍只是作为周边或边远地区的考古发现来介绍。

但是，缺乏“背景”的考古发现恰好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如果说安阳殷墟一类的考古发现是在“文献”“背景”的引导下，通过揭示超出“文献”之外的人类过去生活的“图景”来“增补”着我们对历史的认识的话，那么，如同三星堆遗址这样没有“背景”的考古发现就是在“创造”一段“历史”，一段由“实物”“构建—书写”而成的“历史”。

巴蜀地区相对于“中原”被视为“周边”地区，巴蜀考古因而也属于“周边考古”。“中原”与“周边”的划分，缘于传统的历史观，而后者的形成在根本上仍缘于文字的产生。中原自出现文字后便进入了“历史”时期，而同一时期的巴蜀还处于“史前”或“原始”阶段。“历史”时期的中原有着记史的传统，这不仅为后人研读中原地区的历史提供了以文字形式留存下来的“背景”和参照系，而且它提供的是一幅围绕着王朝政权这一“中心点”而展开的历史画卷。只有从中原王朝的视角出发，才会产生“中原”和“周边”这样的政治地理概念，两者的划分也成了业已掌握文字和书写奥秘的“中原”地区对那些尚无文字的其他地区的一种优势和权力。但是，如果历史不仅仅是“文字”书写的“历史”，“实物”本身也在“构建—书写”着“历史”，那么，“中原”地区的那种优势和权力正随着考古发现而逐渐被动摇和“解构”。“中原”和“周边”这些称谓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含义应该被剔除，“中原”及其之外的地区——包括巴蜀——都应作为不同的地理“区域”而共存。曾经在这些“区域”内产生、存在过的文明则共同塑造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

巴蜀地区的考古发现具有上述重要性，但如何利用这些缺乏文献“背景”的考古材料“构建—书写”“历史”、如何以科学的方法揭示巴蜀地区的古文明并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这本身又是需要探索的。对“构建”历史的途径的探索，进一步从方法论上赋予了巴蜀考古更为深刻的意义。

古代的巴蜀地区是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文化发展相对独立，出土的考古材料自然更显独特。诸如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很多发现不仅没有文献“背景”，甚至缺乏可供比较的其他考古材料。要理解这些超出我们现有知识体系的考古发现，就需要多维的视野和多元的理论。巴蜀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向北、向东、向南有通道可与其他文化相交往，古代民族沿通道迁徙并到巴蜀地区定居，这也使得各民族于各时期留下的遗存异常丰富、文化面貌更加复杂。直至今天，四川地区依然生活着很多保留了自身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因此，巴蜀地区的考古研究，更需要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参与。

从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已有学者尝试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巴蜀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如以图腾说解释巴和蜀的族名，从古籍记载探讨巴、蜀的立国时代、疆域、经济和文化模式等（林向：《巴蜀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见《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但将巴蜀地区的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人类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等相结合进行研究，则始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缪钺等老一辈学术大师。他们积极倡导多学科结合的考古研究，并在诸多研究领域内取得了重要成就。他们奠定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巴蜀古史的基础，开创了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结合的学术传统。这一学术传统，体现了考古学研究的多元化。

1979年参加在陕西西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会议期间林向先生（右四）随前辈容庚先生（左六）、于省吾先生（左四）、苏秉琦先生（右三）、王振铎先生（右一）前往参观汉武库发掘工地。

二

林向先生1955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在由徐中舒、冯汉骥等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中，开始了田野考古、研究和教学的生涯。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基础，这是冯汉骥先生所强调的，林向先生将此作为座右铭。1958年，林向先生开始从事田野工作，从此踏遍了巴山蜀水。林先生历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主要集中在峡江地区、成都平原、岷江上游、金沙江与安宁河流域。这正是探索巴蜀地区古代文化的四个关键区域：成都平原是巴蜀古代文化或说区域文明的中心；岷江上游、峡江地区、金沙江与安宁河流域都是沟通成都平原与外界的文化传播和民族迁徙的通道，其中，前两者对探索蜀文化和巴文化的来源至关重要，后者因联系着我国云南地区甚至东南亚而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出于不同的学术目的，林向先生曾在不同时期多次前往上述四个地区开展田野工作。

最早前往的是峡江地区。50年代林向先生参与长江三峡水库文物调查，发现了著名的巫山大溪遗址以及大昌双堰塘遗址。通过对大溪遗址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林向先生最早提出了“大溪文化”的命名。80年代林先生调查了三峡地区和川南的崖葬，就该区域的崖葬得出了完整、系统的认识。

在岷江上游，林先生于60年代调查和发掘石棺葬，并试掘了汶川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1980年，他又到汶川进行民族考古调查，采集了姜维城出土的史前遗物，以及羌族的口头传说。这些调查地点，后来都有很多重要的发现。

在成都平原，林先生60年代参与的调查发现了一些古城址，其中如郫县古城和温江鱼凫城，在1995年后经发掘并被确认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宝墩文化的城址，揭示出了史前时期成都平原的文化面貌。林先生60年代又调查了成都平原的窑址群和古墓葬，80年代考察了彭山汉代崖墓、邛崃邛窑窑址群、蒲江碑刻与石刻造像等。1986年林先生带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的发掘，是该遗址历次发掘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发掘获得了从史前至秦汉的连续的地层堆积，为研究三星堆遗址及早期蜀文化提供了分期标尺。

在金沙江和安宁河流域，林先生70年代调查史前及汉代遗址，发现了大石构筑的墓葬并提出了“大石墓”的命名。此外，林先生在西昌、以及成都和甘孜等地开展地震考古调查，在地震考古这一新领域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值得提及的是安宁河流域的西昌东坪汉代冶铸遗址。1988年，林向先生带领四川大学历史系86级考古专业的学生发掘东坪遗址，我便是其中的一员。当时的发掘点很分散，我们初次参加发掘，主要是在各自的探方中学习发掘技能并清理遗迹现象。秋天的安宁河河谷，大有一派“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天真烂漫的我们从严肃、紧张的校园一下来到这样一个环境中，那种激动和兴奋难免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这些都使我们难以了解遗址的全貌和发掘的意义。直到1994年，我从《文物》上读到了林向先生整理、撰写的东坪遗址发掘简报，这才真正意识到当年发掘的重要性。东坪遗址属于汉代郡国的铸钱工场，遗址中出土的建筑、墓葬和各类遗物都具汉文化风格而有别于安宁河流域的土著文化。这表明东坪遗址是内地移民留下的，他们带来了不同于当地的冶铸技术和生活方式。即使在20多年后的今天，东坪遗址这样的考古材料对于我们研究汉文化和冶铸技术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以及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课题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考古资料大量涌现、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的今天看来，上世纪60、70年代的一些调查和发掘的材料并不那么激动人心，甚至显得有些零碎。但从巴蜀地区的考古发现看，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考古材料都还相对有限，很多今天看似寻常的发现在当时却意义重大。正是长期的田野工作和点滴的资料积累，才使我们有线索去寻求新的发现，并日益丰富了我们对巴蜀历史的认识。许多三四十年前可从地面上调查到的遗迹，想来绝大多数在今天已不复存在，因此当时的调查和记录在今天和未来更显其珍贵。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每一条资料都有其自身价值，它们都是“建构”历史图景不可或缺的“碎片”。因而，今天巴蜀考古的新进展离不开当年田野工作奠定的基础，林向先生所做的很多田野工作无疑具有开拓性。

林向先生的田野工作并不限于他任教的30年，90年代后他仍坚持田野考古。1990年春，林先生曾带领我们86级考古专业的学生到大足参观。参观结束其他人返回成都，我则单独陪林先生到安岳考察石窟。在安岳，我们清早坐独木船考察卧佛院，午间长途穿行于田间小路去探查毗卢洞和千佛寨。在圆觉洞的调查直至夜幕降临，其情其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一轮淡红色的满月从山岗上升起，四周一片寂静，我们和安岳文管所的同志轻快地走下山来，心中充满了愉悦的满足感。1992年初夏，我和同班好友、时在温江文管所工作的谷雨陪同林先生再次前往温江鱼凫城，在细雨中踏查城墙和“鱼凫王墓”。足见林先生对鱼凫城一直非常关注。

1995年林向先生再到西昌地区，1997年和2002年又两次前往三峡，2002年率“金沙江文化研究与开发”课题组到云南和川南，2004年组织“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课题组深入甘青，2005年又到滇东北。在完成这些考察后，林向先生对峡江地区的巴文化、金沙江流域的区域文化、安宁河流域及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出土文物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林向先生的这些考察与研究已不同于任教30年间的“工作”了，更多地是出于对过去考古经历的挂怀和持之以恒的学术信念与探索激情。

我至今还记得，1986年我们入学之初，林向先生在课堂上讲到了他带着几名学生在三峡进行考古调查的情形：深夜行进在沿江的小道上，由于不辨路向而止住了脚步，这时长江中一只行船的灯光正好照到前方，这才惊觉前方几步路外便是悬崖。当时我感受到的是野外调查的艰苦，但今天我体会到的却不只是一次具体的田野经历，而是筚路蓝缕的艰辛。

2009年春在四川成都与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施劲松先生（左）合影。

三

林向先生长期致力于以田野考古为基础探索巴蜀古史，他的研究探索有三个核心：蜀文化、巴文化和巴蜀文化。围绕核心，探讨三个文化的源流、内涵、特质、彼此间及与其他文化间的关系。具体的研究涵盖了巴蜀地区古代文化的来源、民族、宗教、礼俗、葬俗、艺术等。对于这些巴蜀考古的主要内容，林向先生力图从不同的视角、利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将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民族学材料等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这一研究历程历经数十年，从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所收录的论著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其脉胳。

20世纪60至70年代，林向先生侧重于田野工作，主要进行资料积累和学术积累。这一时期林先生还重点整理和研究了大溪文化的资料。大溪遗址与大溪文化虽不属巴蜀考古，但却使林向先生萦怀不已。至1980年，林先生还利用20多年前的发掘材料再度深入讨论了大溪文化，进入新世纪后又撰文追忆大溪往事。

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在巴蜀地区的考古资料较为有限的情况下，林向先生的研究主要在四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第一方面是“早期蜀文化研究”。林向先生由周原出土卜辞中所见的“蜀”字入手，从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角度讨论成都平原、岷江上游、汉中等地的“早期蜀文化”，认为“早期蜀文化”与氐关系密切，但它又并非是只与某一族、某一国直接对应的考古学文化，而是一种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有特征性和地域性的青铜文化。这是林向先生的一个基本观点，今天学术界对“早期蜀文化”也多持这种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林向先生向来重视文献材料，但对文献记述又有着辨别而不受其左右。比如，他认为从岷江上游到成都平原，诸多既有联系又互不相同的蜀文化遗存表明，当时蜀地“本非一族一国，而是并立或先后立国的众多的‘蜀’，被后世描写成代代相袭的统一的庞大的古蜀国”。这便是由考古材料突破传统的历史观，亦是对文献记载的“历史”的一种“解构”。也正是在这一研究中，林先生提出了“意在寻索隐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古蜀文明”。林向先生一生的研究和探索，都在于寻索关于历史的真相与真知。

第二方面是对巴蜀地区三种主要葬俗的系统研究。其一是全面讨论了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认为大石墓是东周秦汉时期巴蜀西南徼外的邛人墓。其二是从岷江上游羌族民间流传的《羌戈大战》探讨羌族的原始宗教和迁徙史，结合对岷江上游石棺葬的考察，认为石棺葬是战国至西汉时期氐人而非羌人的遗存。其三是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研究峡江地区的崖葬，提出这是巴蜀境内獽、蜑民族的葬俗。这些研究尤其注重辨析各类葬俗的命名，并充分利用各类资料系统讨论墓葬的特征、时代、分布、文化内涵等，故而具有开创性和指导性。

第三方面是对羌族民间传说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除上述对《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外，还收集整理了羌族的“创世纪”神话，深入发掘其中的历史价值。

第四是地震考古研究。四川西部地处地震带，开展这一地区的地震考古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林向先生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针对各种邛海地陷说，林向先生详细考证文献材料，再分析考古材料，最后从地质学的角度考察邛海的变迁，以多重证据和严密的逻辑令人信服地辨明了邛海并未因地震而将城址沉陷成湖。林先生还利用各种文献、碑刻、以及对上百位彝族老人进行的第一手民间调查材料，考察了历史上发生于西昌、炉霍等地的地震。70年代末期，这些研究成果成为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地震局开展地震考古工作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后，林向先生又根据安宁河两岸遗址位置的变化进一步研究了安宁河谷的地震，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考订论证了大渡河因新构造运动而发生的改道。结合具体研究，林先生还就考古材料和考古学研究方法对于地震史料的考订与判读作出了理论阐述。在其他诸如对四川唐宋塔等的研究中，林向先生也十分关心其中涉及到的地震考古的史料。收集与地震相关的考古资料、运用历史考订的方法作出地震学的分析，这是考古学的应用研究取得的新成就。

1986年三星堆器物坑的出土为巴蜀考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资料。以此为契机，巴蜀地区不断有重要的新发现。而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也成为林向先生著述最丰富的一个时期。这一阶段林先生的研究集中于以三星堆为重点的古蜀文化。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陶质和青铜质酒器，林向先生结合文献材料和民族志材料，讨论了酒与巫术的关系，以及古蜀的酒文化。后又根据台湾阿美族的制酒方法，进一步讨论了巴蜀地区的酿酒技术与酒文化。过去很少有人在这方面进行过如此专门、深入的研究，林向先生将考古、文献和民族志材料相结合的研究可谓别开生面。更重要的是，林先生并非只限于讨论酒文化，而是意在通过酒与巫术来理解巴蜀的“萨满式文化”。正是透过这一独特视角，林先生在三星堆器物坑出土不久即提出，坑中埋藏的是用于原始宗教的遗物，那些失灵的灵物和神像被毁坏和掩埋，可能与古蜀国改朝换代时行巫术以厌胜有关。这种关于三星堆器物坑及出土遗物性质的意见具有很大影响。目前针对三星堆器物坑的性质已有10余种不同观点，但多属祭祀坑说。林向先生“厌胜埋藏”的认识是将器物坑置于萨满文化的背景下考察而得出的，它也得到了民族学材料的支持，这种研究方法和具体观点至今仍给我们以启迪。

除酒器、神像外，林向先生还专门研究了三星堆器物坑内的其他遗物。这些研究由于视角独特、材料广泛而具有独到见解。比如，林先生认为青铜树为建木，意为众神上下于天地的“天梯”；青铜太阳形器和兽面为盾饰，它们与共出的铜戈、玉戈同为古蜀国祭礼“干舞”的用具；经仔细观察，认为青铜人像都戴有面具，神像则不然，这反映了当时宗教的仪式与仪轨。三星堆器物坑中出土大量玉、石牙璋，此类璋类型众多、分布于东亚大陆并历时上千年。林向先生将这些璋定名为“中华牙璋”，并将夏商时期的牙璋划为分别以古蜀和西北为中心的南北两支。这是对牙璋所作的全面研究，并由各系统牙璋的异同、流布等讨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三星堆器物坑的发现极大地推进了人们对古蜀文明的认识，也为我们重新认识过去出土的材料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上世纪50年代曾在成都羊子山发掘一个土台遗址及台上的一座大墓。因受资料限制，过去仅认为羊子山土台是先秦时期的礼仪建筑，土台上的172号墓或为战国晚期墓，或为秦代墓。结合对三星堆遗址的认识，林向先生研究后认为土台可能始建于商代或殷末周初并沿用至战国，是古蜀国用于宗教祀典的祭坛。而M172则为身兼祭司的蜀侯恽墓。这进一步丰富了对古蜀文明的认识。

在这一时期，林向先生重新审视了蜀文化的整体面貌、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以及古蜀文明的生态环境等。关于殷墟卜辞中的“蜀”，历史上有不同理解。借助三星堆遗址的新材料，林向先生认为以三星堆为都邑的蜀即为殷墟卜辞中的“蜀”，亦是商之西土。具备了文明社会诸要素的蜀文化同中原文化存在联系，它在江汉地区与二里头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水与周文化相遇。90年代，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一批史前城址，确立了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林向先生提出宝墩文化为古蜀文化的开端，宝墩文化的古城、三星堆文化的陶器群与牙璋、“禹”与“蜀”字的关联、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遗物所反映的龙崇拜等，又表明蜀与夏有密切关系。蜀与夏同源的问题，林向先生以后又从不同角度多次加以论证。

林向先生对巴蜀文化区的生态与地理环境也作了考察，认为蜀文化的兴起、文化区的形成，以及蜀文化的特征等均与当时的人文和地理环境相关。从环境的角度分析蜀文化的发展进程是非常必要的，至此，林向先生就蜀文化所做的研究在涵盖面上已趋完整。

进入新世纪后，林向先生非常关注考古新材料，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也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这一时期林先生的学术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文物研究。西南地区大量存在的青铜树即是其中一个重要专题，林向先生此时将这项研究的范围由三星堆扩展至我国西南、时代由商时期延至汉魏。其基本观点是，三星堆铜树表现了传说中的建木，反映的是树崇拜；川西南盐源盆地及贵州等地出土的战国秦汉铜树，反映的是树崇拜和太阳崇拜，并完成了由“神树”到“树神”的人格化转变，树上的马、虎、鱼等动物形象则与早期的龙崇拜相关；对“神树—树神”的崇拜成为巴蜀地区民族文化的特征。汉魏时期的铜树发展为“柱铢”，它虽根源于早期的信仰，但开始更多地表现金钱崇拜、民间神仙崇拜、道教和佛教信仰，其功能也演变成为主人升天准备的天梯。将铜树研究加以扩展，林向先生进一步考察了三星堆的羊首龙柱与鸡杖、金沙的太阳神鸟、三星堆与金沙的岐刃牙璋、盐源的羊首虎杖和鸡杖，以及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其他相关发现，认为这些遗物及广泛发现的龙、鸟（鸡）、虎、羊等动物形象与古代观测日影的活动和信仰密切相关，并充分反映了这个区域的文化特征。以上针对遗物的研究最终都指向了巴蜀地区的文化系统，并首次在巴蜀考古中涉及了天文考古。

对龙形象的研究是又一个专题。据三星堆器物坑中的羊首龙柱和其他的龙形象，林向先生认为蜀文化中的“羊首龙”与“禹兴于西羌”的古史传说相关。对于三星堆器物坑的龙柱形器，一直难有合理的解释。林向先生的研究不仅对龙柱形器提出了一种新看法，而且将对铜树、立杆测影、蜀夏同源等的论述相贯通。林向先生还将视野扩展到过去较少关注的金沙江流域，根据该流域少数民族龙崇拜的传说和相关考古发现，探讨该区域与巴蜀文化的关系，以及成都平原出土金器的金料来源。

第二方面是林向先生对蜀文化、巴文化和巴蜀文化的总结性认识，有两篇作品最具代表性。

一篇是《四川盆地巴文化的探索》。过去学术界受考古材料限制而难以确认四川盆地内的巴文化遗存，巴文化的面貌相对于蜀文化更为扑朔迷离。林向先生对巴文化一直有思考，但却很少专门论及。此时通过多年来对四川各地考古材料的研究，林向先生提出四川盆地和三峡西部在夏商和西周时期都只有“蜀”而无“巴”，东周以前的“巴”应在汉水流域和江汉平原；东周时江汉平原的“巴人”受楚逼迫西进，与蜀地的土著民族结合形成“巴文化”，进而与“蜀文化”共同形成了“巴蜀文化”。而三峡西部李家坝和川东北罗家坝的墓葬为賨人墓。林向先生对巴文化的研究可说是厚积薄发，根据文献学和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法，就“巴人”和“巴文化”、“蜀人”和“蜀文化”进行分析和归纳，一一辨明了各地遗存的性质。

另一篇是《“巴蜀文化”辨证》。该文以数十年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对从“巴蜀文化”一词的最早出现到目前最新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分析和辨别“蜀文化”、“巴文化”、“巴蜀文化”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同时，明确了巴蜀地区古代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先蜀文化”、以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以巴蜀墓葬为代表的“古巴国”和“古蜀国”境内的族群文化即“巴蜀文化”。至于“巴蜀文化”中那些具体墓葬与具体族群的对应关系，林向先生认为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对于学界提出的“广义的巴蜀文化”，林先生还认为，四川盆地由于特殊的人文地理条件等，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犹如一座水库，对中国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都取到了流动、储存、调节、融合、扩散等“水库效应”。这篇文章或可说聚合了林向先生此前巴蜀考古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了林先生的学术思想。

约在2000年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编写《中国考古学》，我参加撰写的部分就有《两周卷》中的“巴蜀文化”一节。当时《夏商卷》与《两周卷》分别编写，我在写作时更多考虑的是巴蜀地区两周时期的情况，认为四川地区在西周主要为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蜀文化，东周时期的文化面貌则较为复杂，早期的蜀文化继续发展，同时巴文化、楚文化、秦文化和中原文化都对这一地区产生了明显影响，这一阶段的文化一般被称为巴蜀文化。《两周卷》出版不久，我读到了林向先生的《“巴蜀文化”辨证》一文。林先生对此提出：将“巴蜀文化”作为一定时间段的地域文化是很正确的，但不宜将蜀、巴、楚、秦、中原诸文化并列，而如果将字里行间有所强调的“蜀文化”看成是较早时期的以“蜀”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就更为确切了。完成《两周卷》后，我对金沙遗址、成都商业街船棺墓等考古材料，以及商至西周时期蜀文化的独特性和延续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认为林向先生对“蜀文化”、“巴蜀文化”的上述认识与目前四川地区出土的考古材料最为契合，我现在亦完全同意林先生的看法。

四

林向先生利用科学的方法对巴蜀考古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对巴蜀文化有系统的认识，这使得林先生在“建构”巴蜀古史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巴蜀文化研究为主体的学术体系。

学术研究是一种探索，既是对知识的探索，也是对获取知识途径的探索。林向先生学术体系的鲜明特色首先就体现在多元的研究方法上。这突出表现在林向先生的考古学研究结合了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民族学、地理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材料，同时广泛采纳国外考古学的新理论，并将巴蜀地区的材料与我国其他地区以及东南亚、南美等地的考古材料进行广泛的比较。多学科结合和采纳广泛比较的研究在林向先生的几乎每一篇作品中都有明显体现。这也使得林向先生对巴蜀历史的认识更为丰富多彩。可以说，林向先生这一学术体系的基础是田野考古，利用考古资料通过多种途径“构建”的是一段过去不为人知的“历史”和一个不同于后世文献记述的历史观，因而这一学术体系的形成也凸显了巴蜀考古的重要意义。

林向先生这种学术取向和治学风格，还体现在他纪念徐中舒、冯汉骥、邓少琴和童恩正等师友的文章，以及林先生的教学中。从1986年林向先生开始给我们讲授商周考古，到1990年我成为林向先生的研究生，多年跟随林先生学习，让我对此更有切身体会。90年代初林先生指导我撰写船棺葬的学位论文时就提出，要研究这种特别的葬俗，仅着眼于墓葬本身是不够的，还需要考察相关民族的生活习俗、信仰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等。林先生要求我除墓葬材料外还应尽可能了解古代南方民族使用独木舟的情况等，收集相关的文献材料与民族学材料。尽管我最终也未能将各类材料融汇贯通，但林先生的教诲使我开阔了视野，认识到通过多种途径、多类材料进行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并感受到了这种学术风格的魅力。以后，我也更多地了解到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在西方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与地位。

林向先生学术体系的特色也体现于内容上。在这一体系中，研究面涵盖了巴蜀文化的源流、内涵、交流等各个方面，在从宏观上认识巴蜀古史的同时，实际上也阐明了中华古代文明的丰富性。林先生提出巴蜀区域文化具有“水库效应”，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思想更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即我们不能仅只将巴蜀区域文化视为中华文化静态图景中的一部分，而更应考虑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巴蜀区域文化在中华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此才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巴蜀区域文化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个重要问题。林向先生还于巴蜀考古中开创了地震考古，以及酒文化、龙文化等新领域。四川地区历史上有过多次地震，2008年更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5·12汶川大地震，因而开展西南地区的地震考古研究更具重要的现实意义。四川地区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西南的许多民族至今仍有不同形式的龙蛇等灵物崇拜。开展酒文化、龙文化研究，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今。

林先生的这一学术体系并非只有高屋建瓴的论述，它还包括了大量对具体遗物所做的个案研究。这些遗物研究也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特点之一是注重建立不同遗物间的联系。研究出土遗物、尤其是缺乏文字“背景”的遗物，不宜进行孤立的解释，而应将考察对象放在出土背景和文化背景中与其他共出遗物相联系，如此才能避免解释的随意性而得出合理认识。林向先生研究具体遗物时就特别注意考察出土背景与共存关系。更重要的是，对诸如铜树、人像、盾饰、铜杖、玉璋等遗物虽是分门别类加以研究，但各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互相支持，对不同遗物的解释最终都能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中经受检验。这其实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将不同遗址、不同时段的材料相联系。也正是这样，这些研究才真正成其为一个严密的体系。特点之二是遗物研究并不停止于“物”上，而是由“物”来探讨文化、社会、民族和人们的精神生活。相关论著中虽然不乏必要的类型学研究，但却无一篇文章仅限于此。“透物见人”需要造诣，也需要眼光。

在这一学术体系中，无论是宏观考察还是个案研究，都时时显示出林向先生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维和渊博的学识。林向先生的论著中不仅有宏论，更有思想的火花。

林向教授，2009年摄于成都清江花园寓所。

五

《童心求真集》是林向先生为自己的论文集所取的题目。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过，“知识”源于“好奇”或者源于“惊赞”。这个意思并不仅仅是说，科学知识的产生是对人皆有之的“好奇心”的满足，它还应有一种更为深刻的解释，即“好奇”就是“自由”，是人在摆脱了“被动”的对于生存环境的适应和挑战之后的一种“主动”的“好奇”，它是一种没有实用和功利目的的“自由”行为；“知识”本身就是求知的目的，求知的行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在这种自由地探寻真知与真理的进程中，除去常说的决心、恒心之外，一份“纯真无邪”的“赤子之心”也必不可少。童心以其纯一无伪的“清白”、了无遮蔽的“开放”状态在不同的文化当中都受到了推崇。从孟子所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到《新约》中耶稣多次表达的“天国”的奥秘只向孩童显露，这些无非都表明，“真理”只向那些抛弃了“私心杂念”的、摆脱了实用功利目的的真诚者、“自由者”敞开，“自由”是求真的最高境界。

林向先生在一颗“童心”的带领下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自由驰骋，这种求知的好奇心同样贯彻到了他的日常生活中。林先生从不拒绝新鲜事物，而且始终保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对未知事物的热忱，他的思维非常活跃、敏锐。1997年夏，林向先生到东北讲学途经北京，我陪林先生参观中国美术馆。林先生饶有兴趣地边看边画里画外地随兴评论，直至饥肠辘辘，我们才意犹未尽地走出展馆。1998年我到成都，林先生刚买了电脑，热切地让我教他使用。我就所知的创建文档、输入文字、保存文件、复制备份讲了一遍。林先生边听边试，很快就掌握了。后来，我的电脑水平再无进步，但却常能从网上接收到林先生制作的新鲜有趣的视频和动画。

林向先生便是这样愉快地思考和生活着。祝愿林向先生永葆“童心”。

 谨以此文感谢林向先生引领我走上一条“求真”的路。

2009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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