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烟与狗尾：狩猎采集者的栖居系统与考古遗址的形成（一）
发布时间：2020-04-23 15:44
宾福德 著
山窝组 译
（本翻译未经作者或者杂志授权，纯属科研娱乐）
当有人请一位爱斯基摩老人总结他的生活，老人想了片刻答道：“柳烟和狗尾 ！扎营时，柳烟袅袅，搬家时，狗尾生风”。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大致如此。这位老人言简意赅地描述了一种业已消逝的人类生活：为温饱搜寻食物，为遮风挡雨寻访住所，有些人群在大地上四处游弋。基于田野调查和长期以来的民族志研究，本文旨在提出一些关于对狩猎和采集适应模式的认识。我感兴趣的是，是什么原因使人类的移动模式有所不同（如果有的话）；相应的，如何“解读”并“预测”考古遗存中存在的空间关联。本文是系统论取向的。也就是说，我认为人类的适应系统是一系列内在不同要素的组织形式，这些内部的差异造就了人类行为及行为地点的不同特征。这意味着不同的遗址在适应系统中的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的。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有哪些种类的变量形塑了历史上的狩猎采集者的适应性？不同的考古遗址反映了哪些类型的组织性变异？在不同的考古遗址之间、尤其是在被描述为“柳烟和狗尾”的人群所留下的考古遗存中，是否存在某种规律性或确定性的变量？考古记录充其量不过是空间中的不同事物间“关联和协变”的一种静态格局。要赋予这些当下的静态格局以（考古学）意义，就必须了解这种格局产生的过程。因此，为了完成考古学家的任务，我们必须从所观察到的静态遗存中获取对文化适应的动态过程的理解。仅从考古遗迹本身，是很难做到的。这种情况类似于医学发展初期的情况，我们希望治疗和预防疾病，但我们能仅仅通过对疾病症状的比较研究来获得对疾病的理解吗？症状是疾病的表现，但它能告诉我们病因吗？同样地，考古记录是文化系统的产物或衍生物，因此它是过去的“症状”。我们不能指望通过对遗存本身的形式比较来了解遗存的成因，我们必须寻求更深刻的理解，以了解过去的动态过程和现今考古遗存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试图了解文化系统之间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这是理解跨时段的考古记录中可能存在的模式的第一步。就像先前与医学的类比一样，一旦我们对这种疾病及其原因有所了解，我们就可以对症问诊。同样,在考古领域中，一旦我们把握了文化系统及其遗存之间关联,我们就有可能从考古遗存中识别过去的文化体系。这些都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务。我坚信，考古学家只有通过介入鲜活的民族志的观察，发展出一套准确“诊断”模式化多样性的科学方法，才有可能获得对过去的足够理解，才能完成赋予考古记录以意义的重任。我对狩猎采集者最丰富的经验来自阿拉斯加中北部的努纳米特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因此，我将根据对爱斯基摩人观察来尝试建立对栖居模式的“诊断方法”，并将之与其他民族志记载的一些栖居系统进行比较。然后，我将检讨不同环境中的狩猎采集者的栖居系统会有那些不同，不同环境中产生的考古遗址的类型，以及不同遗址间可能存在的一些空间关联。好的诊断应该是有“有据可依”的，因此，我将关注 “造成”或 “导致”多样性考古记录中所体现的各种模式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