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通讯 | 4月14日，白彬 教授：近三十年来道教考古发现与研究

2019年4月14日晚，四川大学史学大讲堂第十八讲“近三十年来道教考古发现与研究”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白彬教授主讲，李映福副院长主持。霍巍院长、鲍成志副院长及多位老师出席了本次讲座。

在讲座开始之前，李映福副院长对白彬教授进行了介绍。白彬教授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道教考古和汉唐考古，是道教考古的开创者之一。

 讲座伊始，白彬教授首先对道教考古的概念进行了定义。所谓道教考古（Archaeology of Daoism），就是利用考古学的方法和手段，研究与古代道教活动有关的遗迹遗物，以复原和重构古代道教发展史。

 随后，白彬教授对道教考古的研究简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虽然道教考古的学科历史较短，但早在宋代，道教实物材料即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如南宋洪适《隶续》卷三中有“米巫祭酒张普题字”的记载,是研究早期道教的珍贵资料。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发现中与道教相关的遗存逐渐增多，有关道教考古的实物资料也日益丰富。在这里白彬教授列举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如陈垣先生的《道家金石略》、吴荣曾先生对东汉镇墓瓶的系统研究以及黄烈先生根据吐鲁番303号墓中发现的带符箓木简对道教西传进行的相关论证。同一时期在国外也有相关学者开始对道教的事物进行研究。

总体而言，在1990年之前，国内外的道教考古均以资料刊布居多且研究主题分散，缺乏较系统成熟的研究。Anna Seidal 在对1990年以前的西方道教研究进行系统总结后指出“包括道教肖像、道教绘画在内的道教实物遗存，‘是一个丰富而几乎完全未被触及的研究领域’”，中国内地的道教研究也大体如此。

1990年之后，道教考古的研究情况则有了很大的改观，其标志之一就是明确提出了道教考古的概念。1991年，道教考古的奠基人张勋燎先生在《巴渝文化》第二辑上发表了题为《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出土道教文物初论——道教考古专题研究之一》的文章，可以说是道教考古这一概念在国内的首次提出。不仅如此，在1990年代中期，张勋燎先生还多次在四川大学为研究生讲授《道教考古概论》课程。

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收罗道教实物丰富的资料集、高水平的道教考古论著不断面世。道教二十四治、道教宫观、道教造像的田野调查与发掘也相继展开，国内外皆举办了不少道教文物的相关展览。

随后进入讲座的主体部分。在这一部分，白彬教授以隔绝人鬼、沟通人神和道本无形为题从三个方面对道教考古的重要发现与研究进展进行了介绍。

首先，白彬教授依时间顺序对考古发现的道教解注瓶分地区进行了梳理，并讲解了有关注鬼论和解注术的内容。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以陕西西安、河南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北方地区东汉墓葬内常有“镇墓瓶（罐）”出土，迄今为止发现带铭文的解注瓶超过120件，部分解注瓶带有神符。此外常常有印章、铅人、药物、墓券、石羊等与解注瓶伴出。解注瓶上的文字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死者往往系“簿命早死”；第二，指出天帝或天帝使者（天帝神师）命令丘丞、墓伯等与墓事有关的神祇为死者解除罪谪，为死者家中的生人解除祸殃；第三，强调生死隔绝，死生异路，各不相妨，死者魂灵（鬼）与生人绝对不能发生接触，一旦接触，就要给生人造成祸殃；最后，墓中常常置放铅人和神药，以防止注鬼为害生人。

在西南地区，四川云南等地也都有铅人、道符等与北方类似的发现。四川资阳、新津有连体铅人、道符出土，在云南昭通、镇雄等地也发现了金或锡錾刻的男女人俑和圆铸小铜人。

魏晋时期，中原地区墓葬解注瓶发现不多，器形有同有异，但解注文内容依然强调“不得重复”，即死者不得注祟生人，让生者重复遭受与死者相同的祸殃。在同时期的青海地区，出土于青海西宁孙家寨汉晋墓葬的解注瓶上有墨书的“南方”“中央”等字样。继续往西，以敦煌、酒泉为中心的甘肃魏晋十六国墓葬出土了数百件解注器，分瓶和钵两种。其中陶瓶自名为“斗瓶”，瓶内亦多盛有铅人、五谷，斗瓶内容同样强调“生人前行，死人却步，生死各异路”。

同一时期的西北地区，代人木牌集中出现在新疆地区十六国北凉和时间上与北朝及唐代早期（约397-640年）相当的高昌时期墓中。一部分代人木牌是在人形木牌上墨书“代人”二字；另一部分则是在棱形木牌正面朱书“代人”二字。

此外，南方地区如四川成都羊子山土台西晋墓、湖北老河口市西晋泰始九年砖墓等也有铅人及铜俑的发现。

对于自东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甚至到西北地区北朝时期的解注瓶、斗瓶、铅人等上述遗存的性质有几种不同的见解。首先，在东汉解注瓶的教派归属问题上，罗振玉、刘昭瑞、Peter Nickerson、Anna Seidel、Angelika Cedzich等学者莫衷一是；对西北地区魏晋北朝唐代出土材料的认识分歧亦很大，有些学者认为是道教，有些学者则认为是受方术影响，与道教无关。

张勋燎先生通读道书文献，提出著名的道教注鬼说和解注术，推定上述遗存与初期天师道有关。在道教注鬼说和解注术的理论中，人不论身份地位如何，都存在着注鬼注祟的威胁，即一个人在去世后就会变成鬼，会给生人带来各种疾病。而墓葬是产生注祟的主要根源，因此要采用各种法术断绝生人和死者鬼魂的接触，解除注祟，称为“解注”“断注”。解注方法分章奏考召、告移、行符、用法印、用药物和假人代形等。

“假人代形”是所有方法中最核心的一项。所谓“假人代形”，是在举行解注仪式时，用模拟人形的东西作为生人或死者的替身受祸，以求死者魂魄获得解脱而不再成为注鬼注祟生人，让生人逃脱注鬼的注害。解注所用代人材料，有金、银、锡、铅、玉之分，代人既能代生人亦可代死者，代人用器数目，或随家人生者之数，一人一形；或按五方之数，一方一形；或以一形总代一家生口。金、锡、铅人都有实物出土。

随后，白彬教授按照道教流派的发展流变对上述遗存进行了再次梳理。

以注鬼说和解注术为标志性特征的初期天师道于东汉明帝永平二年（60年）前后形成后长期在在陕西、河南境内活动，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实物遗存，是当时天师道为丧家举行解注法术仪式的具体体现。大约在顺帝汉安年间（142年），一批初期天师道徒向西南经过汉中迁入四川地区，发展成为五斗米道。四川资阳、新津、云南昭通、镇雄出土的道符、铅人、金人、锡人，就是五斗米道活动西南一带活动的产物。东汉末年，黄巾军利用太平道反叛遭到镇压，初期天师道受到重创，信奉和追随者大为减少，故中原地区魏晋时期墓葬中，像东汉时期那种带解注文的镇墓材料发现不多，但仍没有完全绝迹。

初期天师道主要分两个方向向外扩散，一部分流向南方地区，东汉末年经安徽进入江苏等地；另外一部分流入西北地区，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沿丝绸之路向西发展到青海西宁等地，在魏晋十六国时期进入甘肃、新疆地区。白彬教授认为，尽管距离相隔遥远，延续时间很长，解注现象实际上一直是一个系统化现象。

张勋燎先生基于对道书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系统梳理而提炼出的注鬼论与解注术，是一种与儒家传统的生死灵魂观念完全不同的新的宗教理论，运用这套理论，中国古代墓葬中的不少内容都可从这个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长时间内这套新的宗教理论都是研究和解读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一把钥匙。

白彬教授又以解伏连石刻等考古材料为例，对道教人鬼隔绝，人鬼分离的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不论是太平道，天师道还是其他道教流派，重隔绝人鬼、轻成仙得道的观念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晚至五代和南宋，道教人鬼隔绝、人鬼分离的观念也都还存在。

道教既重“生”亦重“死”，其宗教活动、宗教仪式，不少都是围绕“生”“死”两大主题展开的。在道教的观点中，人在世时要采取各种办法延长寿命、最终成神成仙，“死”是暂死，日后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法术，一样可以炼尸成仙。道教这种独特的灵魂观念，导致与古代道教活动有关的实物遗存多见于墓葬。白彬教授接下来结合了买地券、镇墓文石刻和石真对道教重生的观点进行了阐述。

南朝刘宋时期开始，早期道教以“人鬼隔绝、人鬼分离”为关注核心的观点发生变化，这一时期的买地券开始强调人神沟通，以太上老君的名义向一系列天地四时神祇和冥界鬼官发出敕令，责令他们很好地保护坟墓冢宅和墓主身魂，“闭系亡者魂魄”，“开示亡人地道，安其尸形”。经过“沐浴冠带”，死者在诸神护卫下顺利上升天界。

至隋唐时期，则流行在墓葬中放置“天帝敕告文券”、“五精石”和五方“炼度真文券”等石刻，这一现象主要发现于陕西和洛阳地区。“天帝敕告文券”系道教葬埋所谓“太阴炼形”秘法所用，其在墓中的作用和意义乃是“制五土之精”，使墓室成为“神仙之丘窟，炼形体之所归”，“镇尸不朽，朽即又生，终与神合”。它的作用，对墓主是炼尸成仙，对墓主后代而言，则是“子孙昌炽，文咏九功，武备七德，世世贵王（旺），与天地无穷”。

唐代炼度真文石刻行用者的身份等级都很高，使用者皆为皇亲国戚或朝中重臣，少数是高级道士。一套完整的炼度真文石刻共包含五块，分别埋在“亡者尸形所在”之相应方位，目的是让墓主尸体和灵魂得到各种土官、仙真、神灵的保护，不受邪魔精怪的侵害，经过炼度，最后得以返魂再生，升天成仙；同时也让死者的子孙得到福祐。

到了宋代，上述三种道教石刻在中原北方地区消失不见，转而在川西地区流行，同时川西地区新出现“华盖宫文券”“八威真文券”“消灾真文券”“五方五帝灵宝真符”等镇墓文石刻。

以上七种道教石刻，多数系专用于葬墓，少数石刻如“天帝敕告文券”、“华盖宫文券”在葬墓和生墓中都有使用，个别石刻如“消灾真文券”则专用于生墓。尽管各种石刻的内容不同，所属道派不一，但皆强调炼尸体成仙、炼度成仙、消灾解厄，体现了道教重生的观念。

白彬教授接下来介绍了生墓及代人石真现象。生墓是东汉道教解注代人观念与中国传统丧葬礼俗相结合的产物，其在唐末以后的流行则是道教贵生、重生的具体体现。川西地区宋墓早有墓主人像出土，但性质不明。1992年，四川成都西郊金鱼村南宋嘉定四年吕忠庆夫妇砖室火葬墓内出土了石质买地券、石质镇墓券、石质墓主人像等资料，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东汉代人材料有代生人与代墓主死人两个不同系统，一般是以人参代替生人，用铅人代替死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代人仍分代生人和代死者两个类型，代人用品的材质多元化，大体以铅人、铜人、松人代替死者，以桐人、柏人代替生人。

晚唐五代开始，代人用品有代替死者之铅人、锡人，有一家一形以代生人的柏人，川西地区则出现用以持代生墓墓主之“石人”“石真”。石真代形属一人一形，且限于替代尚健在之墓主，确保墓主一人长寿，专用于生墓。到了宋代，除柏人、石真外，其代人材料他均消失不见。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白彬教授对道教造像的相关研究进行了介绍。由于道教偶像崇拜出现较晚，因此道教造像在数量、规模、体量等方面都远不及同时期的佛教造像。目前为止发现的北朝道教造碑有近百件，其中有明确纪年者近70件。除部分流落在海外的造像，其余皆集中分布在以耀县药王山为中心的陕西关中地区。

张勋燎先生《北朝道教造像研究》《北朝道教造像再研究》两文，重点从发愿文入手，对造像主尊的名称，道教造像的特征，造像碑的类型、合邑造像碑的题名署衔和邑义组织，以及与造像有关的斋会活动、祈愿内容等进行研究。

以往的观点一般认为早期道教造像系模仿佛教造像而成，但一些学者对在对早期道教造像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李丰楙结合图像与造像题记进行分析，提出北朝道教造像并非完全模仿佛教造像，而是有自己的造像传承。达特茅斯学院的Gil Raz教授则注意到，道教造像碑中发愿文中的若干词汇也见于同时期的佛教造像碑，这暗示早期道教造像与佛教造像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

在北朝道教造像所属教派这一问题上也有两种比较核心的观点。以张勋燎先生和阿部贤次教授等人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这些造像应属楼观道，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北朝道教造像是受寇谦之新天师道的影响。但从寇谦之新天师道的出现时间，兴盛时间以及影响范围等方面考察，第二种观点明显缺乏说服力。除这两种观点外，柏夷先生认为诸如姚伯多造像的一部分北朝道教造像在制作时以灵宝经为依据，最近的一些考古发现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

白彬教授强调，在教派归属这一问题上应摒弃非此即彼的观点。

随后白彬教授又对重庆大足宋代道教造像的教派归属问题、灵宝派及其在四川地区的流传分布的相关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细致的介绍。

总的来说，从考古材料看，宋代川西地区主要道教流派为灵宝派和上清派，不见正一道的身影。大足宋代道教造像题记材料显示，包括天心派在内的正一派道士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成都及其郊县以外的其他巴蜀地区。

在最后，白彬教授对道教考古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展望。自张勋燎先生提出道教考古的命题之后，国内外很多考古学者对这一领域都有所涉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也仍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就是专门从事考古研究的专业人员明显偏少。其次，与道教考古相关的若干专题研究才刚刚起步，诸如道教云篆、道教符箓、道教铜镜、道教建筑、道教服饰、烧丹炼汞、黄篆画、道教铭刻等领域，亟需进行系统梳理。此外，尽管国内有数量可观的道教考古材料，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的材料被收藏在国外，对境外博物馆道教材料的收集与整理也是需要进行的工作。为了更好地推进深入研究，也有必要对道书文献中的相关文字、图像以及道派资料进行辑录与整理。白彬教授指出，面对数量丰富的道教考古资料，研究者应该更积极地参与主动性道教考古课题的规划。由于道教考古需要涉及大量道教相关知识这一特殊性，研究者知识结构的改善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讲座结束后霍巍院长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他表达了对张勋燎先生和白彬教授的敬意，并对道教考古的发展前景表示了期望，鼓励同学们加入到道教考古的研究中来。

最后，现场同学就女青鬼律，东汉画像砖图像与人鬼隔绝观点之间的联系等问题与向白彬教授请教，白彬教授为同学们一一耐心解答，至此，讲座在轻松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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