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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劲松研究员:青铜器与社会发展的多重模式

时间:2016-10-07 21:06:47  来源:实验教学中心  作者:记录:马驰浩、王文波 摄影:曹豆豆、赖雨青 点击:  
    2016929日晚,“四川大学120周年校庆暨冯汉骥系列学术讲座”在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报告厅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施劲松研究员为到场师生带来题为“青铜器与社会发展的多重模式”的精彩学术讲座。

本次讲座由霍巍院长主持,李映福副院长、吕红亮教授、夏格旺堆副研究员、于孟洲副教授、王煜副教授、原海兵老师、代丽娟老师、杨锋老师、杜战伟老师、黎海超老师和众多研究生、本科生同学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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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开始前,霍巍教授首先对施劲松研究员进行了简单介绍,并指出过去学术界对夏商周考古的诸多研究主要是以北方青铜文化为背景展开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南方系统的青铜器和青铜文化关注甚少。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随着长江流域有关遗存的相继发现,对南方青铜器系统性的研究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而施劲松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讲座伊始,施劲松研究员先对讲座题目进行了解释,强调了青铜器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又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然后以中原地区、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和成都平原四个区域为例,说明了青铜器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复杂关系,以及青铜时代不同区域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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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劲松研究员指出,中原地区是目前国内青铜器最早产生、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二里头遗址出土了最早的青铜容器,在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时期青铜器得到了大规模的生产。但相较于青铜器的广泛发现,青铜生产作坊的发现却很集中,且主要集中在都城,很多研究者提出这体现了王室对生产和技术的专控,是早期国家出现的标志之一。但最近的一些考古发现也表明都城之外也有冶铸遗址,从这些材料年代偏晚、分布零散、多小型青铜器等特点来看,此前学者提出的“早期国家运行模式”还是成立的。据最近公布的出土于宝鸡石鼓山的三类铜器材料可以看出这一点。中原地区以外的长江流域也出土了大量异于商式的青铜器。这些铜器很可能是本地生产的,但由于没有发现铸造遗存,因此更多是通过青铜器本身的特点来考察南方青铜器与社会的关系。

赣江流域青铜器主要出自新干大墓和中棱水库墓。新干大墓出土青铜器具有种类和数量多、同一类器物有多件、出土大量工具和农具、年代跨度大的特点。中棱水库墓出土青铜器和新干大墓类似,也体现了青铜器集中的特点。由此可以推测在赣江流域青铜器可能也是由上层社会控制,这一点和中原地区接近。但赣江流域对青铜器的控制程度更高,看不出逐层分配的现象,这可能体现其集权程度更高,同时也就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

湘江流域出土青铜器具有集中出土(湘江下游宁乡一带)、绝大部分青铜器零散出土、只有少数青铜器出自墓葬、器类多件数少、铜器的风格不一样、时代不集中等特点,从铜器的分布、时代、器类、文化面貌等方面都呈现出分散的特点,体现不出集权社会的特征。零散出土的铜器可能不代表身份等级,或与祭祀有关,因此湘江流域可能没有出现集权社会。

成都平原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来看,商周时期可能出现了早期复杂社会。三星堆一号坑出土器物很可能是宗庙陈列的器物,表现的是祖先崇拜和王权;二号坑出土器物很可能是神庙陈列的器物,表现的是太阳崇拜和神权。但三星堆遗址青铜器只出现于两个器物坑中,这种现象体现了一种集权特征,同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主要为礼器,体现不出分层的等级。金沙遗址青铜器出土集中于祭祀区,其类别、风格、含义与三星堆青铜器一样,不过金沙遗址青铜器可能用于具体的祭祀活动。因此在商时期的成都平原,青铜器不作为个人身份、等级的标识,而是用于宗教活动,发挥着维系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青铜器生产所体现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显然与其他地区有差别。

接着施劲松研究员对四个区域青铜器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总结,指出青铜器与社会的关系是复杂的。同时也提出,推动社会发展的因素除了技术之外,观念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原和南方青铜冶铸技术属于一个技术系统,存在由北向南的传播趋势。技术属于知识体系(实践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可以传播和接受,而价值体系是对观念的确立和选择,价值观念的差异会导致文化、社会的差异。中原和南方地区都将青铜器作为政治权力工具,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但在中原地区青铜器是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力的主要工具;赣江流域可能代表财富,但在青铜器的使用上与商文化有重大差别;湘江流域绝大多数青铜器可能属于祭祀性埋藏,青铜器多用于祭祀自然神灵。成都平原青铜器用于宗教祭祀,不体现个人的身份和等级。观念的差异致使各地区青铜器功能不同,最终导致对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同作用,由此揭示出青铜器与社会发展的多重模式。

施劲松研究员也提出,通过青铜器进行考古学研究,可以构建出不同地区社会发展的多重模式,有助于更为深刻地理解考古学及其意义,即“实物”构建的历史是多元化的、多层面的、分叉的“复线”历史,“实物”可能呈现出零散、片断、杂乱无章的面貌,而其构建的历史往往是不同于或超出文字书写的历史之外的。考古学就是要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不断“增补”现有的规律,发现那些在“史书”记载的历史之外的东西,而这可能才是我们常说的考古学以“复原历史”为目标的涵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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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劲松研究员讲完后,霍巍教授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施劲松先生用丰富的材料、严密的结构分析了透过青铜器所反映出的社会复杂性,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展现了从中原地区到长江流域整个青铜文化呈现出来复线条的、多元的、有时甚至是细碎的实物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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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进入互动环节,在场的师生就讲座的内容与施劲松研究员进行了交流讨论。随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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